尼克松眼中的毛澤東與蔣介石：相似得驚人，卻又注定相爭

“亨利，越想越怪，這倆中國領袖像是同一把模子刻出來的。”——1972年2月24日凌晨，尼克松倚在人民大會堂的窗前，對基辛格低聲嘀咕。那一刻，夜色籠罩紫禁城，窗外的太和門看不清雕龍，尼克松卻在腦海里給毛澤東與蔣介石各畫了一條互不相讓的軌跡。

追溯兩人首度被世界注意到的時點，差不多都在1919年前后。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上痛斥軍閥，蔣介石則在上海讀到《民立報》、著手籌謀黃埔。兩人都拿報紙當武器，卻一個用來煽動青年，一個用來招募士卒。早年的共同點不止此：都反清、都痛恨列強干涉，也都覺得舊制度已腐朽不堪，必須砸碎重來。這種破壞沖動是天性，不是教條；尼克松后來在手記里寫道，“他們都相信自己比孔子更懂中國”。

1927年北伐進入高潮，蔣介石執意清共，毛澤東轉而舉起鐮刀錘子。分道揚鑣的瞬間，既像電光火石，也像預設劇本。值得一提的是，兩人那一年都剛過而立之年，血氣正盛。試想一下：同樣的冬雨打在旗幟上，南京與井岡山卻在一夜之間分屬兩個世界。從此，一個講“訓政”，要把舊機器修到極致；一個講“打土豪”，準備直接換發動機。

生活習慣的差異在1930年代就拉開——蔣介石身著藍呢軍裝，扣子可以對到絲毫不差；毛澤東披著粗布斗篷，口袋塞滿批注過的電報。抗戰初期，宋子文陪蔣介石檢查軍需，見他一眼掃過賬本就能指出勾稽錯誤，忍不住感嘆“如同算盤”。同一時間，延安窯洞內的油燈下，毛澤東伏案寫《論持久戰》，煙灰掉在稿紙也不抖落，像極了一位隨性書生。尼克松評價：“一個把自己當秒表用，一個把自己當毛筆用。”這句話雖有戲謔，卻點透氣質分野。

然而外界常忽略，兩人都極度重視宣傳，只是技術路徑不同。蔣介石在黃埔設置政治部，訓練青年軍官以“先總理遺教”為依托；毛澤東則把夜間篝火旁的演講視為靈魂動員，配合“大眾化”新文字。1945年重慶談判間隙，兩人都與美方顧問交流，話題不約而同落在“如何塑造國民信仰”。這種共振讓尼克松嘖嘖稱奇：“他們爭的是舞臺，卻認同劇本需要群眾喝彩。”

1946年至1949年，國共內戰再無退路。蔣介石打造整編軍，彈藥、糧秣、航運按分鐘計算；毛澤東在西柏坡布置“三大戰役”，調動民工挑擔運炮。戰場之外，海內外輿論同樣分裂——華爾街賭蔣、巴黎左翼挺毛。尼克松研究這段史料時發現，兩人都相信“速勝論”，只是各自選擇截然不同的棋盤。一位依賴鐵路，一位隱入農村。結果眾所周知：南京政府留在日記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在天安門。此時的尼克松尚在國會任職，他在年度報告中感慨“東方大國出現前所未有的政治實驗”，言辭克制，卻暗暗對這兩位領袖的抗爭機制產生濃厚興趣。

1950年代，臺灣海峽風高浪急。毛澤東炮擊金門，蔣介石固守澎湖；兩人隔海打電話般試探對方底線。1958年“八二三”第一輪炮擊結束后，蔣在日記寫下“彼不愿登島，吾亦不讓島失”，寥寥數字透著冷靜。毛澤東隨后在中南海召集軍委擴大會，指著地圖說，“打是動手，不打是動腦”。這種對敵亦對友的博弈心理，令尼克松想起拳擊里的“距離感”——誰都知道再近半步就可能兩敗俱傷，于是雙方都保持著驚人的克制。相叛又相依的關系，使第三者難以插足，這對美國決策層是難題也是機遇。

如果只看個人修養，尼克松覺得蔣介石比毛澤東更“可預測”。蔣每日晨禱、練字、檢討——日記留下密密麻麻的“省吾身”；毛澤東則跟時間賽跑似的，用高強度閱讀彌補健康消耗。鄧穎超晚年回憶毛澤東，“興之所至，突然凌晨批閱文件，隨后又與醫務人員就飲食問題辯經半小時。”對照蔣介石睡前永遠十分鐘伏地挺身，對比鮮明。兩種自律背后，其實同樣執拗：不容異見，只認自己節奏。尼克松由此得出“強人式控制”短板：一旦意外疾病或戰敗沖擊領導中心，體系脆弱性暴露無遺。

1972年北京那周，毛澤東談臺灣僅用一句“水到渠成”，便讓尼克松難以追問；蔣介石在臺北同一時間對幕僚說，“大陸已被綁票，但終將回航”。兩句極像誓言，卻互為回聲。尼克松回國后在圣克萊門特度假別墅給助手口述備忘錄，其中寫道，“毛與蔣之爭不只是土地，更是定義中國的方式——一為涅槃，一為修繕，互斥而難并存。”這段話后來被簡化成題注：“同根生，何太急”，傳到臺灣又被解讀成美國“拉均衡”的暗示，實在耐人尋味。

1975年4月，蔣介石病逝。遺體入殮前，宋美齡移開所有鏡子，擔心逝者“見不得”破碎山河。翌年9月，毛澤東彌留，曾握著工作人員的手斷斷續續地說：“中國還是要好。”語氣虛弱，卻保留那份決絕。尼克松后來在回憶錄結尾留下一句話：“假如他們有機會面對面坐下來，恐怕依舊吵得面紅耳赤，然后心照不宣地把中國擺在第一。”

相似得驚人，又注定相爭——不是性格寫照，而是時代賦予兩位領袖的宿命。對立塑造了彼此，也重塑了20世紀中葉的東亞秩序。讀到這里，人們或許仍難判高下，但可以肯定一點：無論后來者如何評說，毛澤東與蔣介石這對宿敵，已在共同與沖突之間，把中國帶進了全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