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但有三個軍區的司令員未作調整

軍事主官定期調任是世界各國軍隊一項通行的人事安排慣例，解放軍自然也不例外。正所謂“樹挪死、人挪活”，軍事主官定期調任既有利于各部隊各單位之間充分交流切磋、幫助軍事主官積累更為豐富的任職經驗和軍旅閱歷，同時也有助于避免軍隊內部出現“山頭主義”、“利益集團”等不利情況，使得軍隊發展建設能夠有一個良性循環和健康積極的大環境。

而說起我軍的軍事主官調任，其中影響最大、意義深遠的一次調動就不得不提到于1973年12月發生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一事了（這八大軍區司令員都是開國將軍、擁有赫赫戰功的戰將。）。有軍事專家指出：1973年底這次調整，對于加強軍隊的穩定和集中統一具有重要的作用。接下來，小圣就為大家展開介紹一下相關情況。

上排左起：李德生、楊得志、許世友、韓先楚；下排左起：陳錫聯、曾思玉、丁盛、皮定均

1973年12月12日至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北京中南海召開，此次會議因為醞釀了“大軍區司令員的重大人事布置”而注定載入史冊。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議：對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進行調動。不過，雖然當時全國共有11個大軍區，但因為新疆軍區、成都軍區和昆明軍區的司令員都是剛調去任職不久，所以就沒有將這三個軍區的司令員列入調動范圍。也就是說，中央最終決定：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散會后，政治局成員轉到人民大會堂并在周恩來主持下繼續開會，同意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1973年12月22日，中央軍委發布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

那么，為什么要布置這樣的重大調動呢？毛主席是這樣闡述和解釋的：“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

根據公開資料記載，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之前，有多位軍區司令員的任職時間已經超過了10年。例如，李德生從1971年1月開始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擔任該本職近3年；陳錫聯于1959年10月擔任沈陽軍區司令員，任職時間長達14年；許世友于1955年3月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任職時間長達18年。還有丁盛從1969年7月開始擔任廣州軍區司令員一職，在任4年；楊得志于1955年4月赴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擔任該職的時間為18年；曾思玉于1967年3月擔任武漢軍區司令員，任職年限為5年。另外，韓先楚從1960年12月開始擔任福州軍區司令員，任職時間為13年；皮定均則是從1969年11月開始擔任蘭州軍區司令員，任職時間為4年。

于是，1973年12月12日會后連續三天，毛主席都在開會商討或是找有關負責人談話，范圍一步步擴大，但談話內容無一例外都涉及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問題。舉個例子，在12月15日當天，毛主席就與中央政治局有關同志同北京軍區、沈陽軍區、濟南軍區、武漢軍區的負責人進行了談話。至12月17日，各大軍區負責人全部到京，中央政治局成員分別同他們就對調事進行了談話。

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左）與濟南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兩位老戰友在機場握手告別

1973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中央軍委會議開始，葉副主席首先傳達了毛主席于12日至15日4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出的有關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指示。

1973年12月2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中央軍委關于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并于當日下發。命令稱：為了加強軍隊建設和反侵略戰爭的準備，使軍區主要領導干部交流經驗，熟悉更多地區的情況，北京與沈陽、南京與廣州、濟南與武漢、福州與蘭州八個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限令各司令員十日內到職。（據悉，每名調動司令員只能攜帶10人以內的工作人員赴任，如李德生將軍就只帶了一名秘書、一名警衛參謀便飛往沈陽報到。）最終對調工作干凈利落的且提前完成了，外界將之形容為：“一聲號令堅決執行、一切行動聽指揮！”

根據該命令，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與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對調，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則是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進行了對調。調整后，李德生同志為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同志為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同志為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同志為南京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同志為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同志為濟南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同志為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同志為福州軍區司令員。

而沒有涉及到調動的3個大軍區司令員則分別是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1973年7月任，到任時間還不到半年）、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1971年6月任，任職年限只有兩年半）、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1973年6月任，任職年限剛到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