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彭德懷在軍委會議狠批劉伯承：紅軍時期，他逼死過革命同志

1956年1月，由劉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軍事學院迎來了建校5周年的校慶，該校已由草創(chuàng)之初的4個系發(fā)展為12個系，學員由750人增至3000余人，教員譯員由290名增至1300多名。1月11日，毛澤東在陳毅、羅瑞卿、譚震林的陪同下視察了南京軍事學院，并對學院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劉伯承

盡管劉伯承辦學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南京軍事學院的教學也暴露出了一定的問題：學院的課程設置和訓練安排都照搬了蘇聯那一套，6小時一貫制的課業(yè)制度和三堂會審的考試對學員來說太過嚴格……個別學員甚至越級給北京寫了告狀信，指名道姓指責劉伯承摧殘這些戰(zhàn)功卓著的年輕“老干部”。信里還說，學院里甚至出現下級給上級擦皮鞋的現象。

中央軍委對這封告狀信反映的問題非常重視，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陳賡、黃克誠為首的共12人的工作組，頗有聲勢地進駐軍事學院進行調查。工作組采取兩人一組、每天談兩三組的辦法，分別找戰(zhàn)役系的學員們談話。

不久以后，工作組給中央軍委上報了一份報告，其中寫道：

他們在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缺點，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太適應……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后，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

劉伯承（右）講話

調查報告這樣定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身為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難辭其咎。當時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看到這份報告后說：“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面對彭德懷的批評，劉伯承只好主動辭去了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職務。

1958年6月，毛澤東對軍事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作了公開表態(tài)，他說：“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zhàn)爭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應該主要講自己的，另外參考人家的。”

毛澤東定調后，彭德懷在一次軍委主要領導參加的會議上嚴厲地說：“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就連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不要忘了，紅軍時期，他的教條主義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

彭德懷

彭德懷說劉伯承逼死過革命同志，其實是一場誤會。長征時期，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四方面軍主動提出送一些軍、師一級的高級將領到劉伯承任總教官的紅軍學校受訓，以圖接受較高較新的軍事知識，受訓的學員里有紅30軍軍長余天云。

余天云聰明敏捷，作戰(zhàn)勇敢，22歲便當上了軍長，深受張國燾器重。余天云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淺，閱歷有限，在好幾個戰(zhàn)術問題上與劉伯承等教官發(fā)生了爭執(zhí)。這類爭執(zhí)若是學術爭鳴，倒也罷了，但爭執(zhí)后面竟然發(fā)展為余天云公然拔槍威脅、謾罵劉伯承等教官的嚴重違紀事件，學校就不能不管了，校長何畏直接將他關了短期禁閉。但誰也沒料到，心理素質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開，在部隊行至大金川激流時跳崖自殺了。

余天云自殺后，就連一向偏愛他的張國燾也認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線和輕率的舉動是不足取的，他的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軍事教條主義的侮辱才憤而自殺的，紅軍高級干部應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自覺遵章守紀，更不可輕生。

余天云

此時彭德懷舊事重提，顯然是有分量的，不過毛澤東對此給出了公允的評價：“余天云還是個娃娃嘛！想不開，尋了短見，怪不得誰。”

不久以后，這場批判教條主義的斗爭被推向了高潮，正在外地養(yǎng)病的劉伯承也不得不拖著病體來到北京。7月10日，劉伯承帶病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他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指示，感謝同志們的批評。

嚴于律己、嚴于責己是劉伯承幾十年來的一貫作風，這次在“左”的思潮得勢、上面點名批評、下面有人非議的情況下，他自然更免不了對自己過分苛責。劉伯承每當說到委屈處、違心自責處，都會語調哽咽，幾不成句。臺下的人自然能明白，檢討里既有真誠的反省，又有難以言說的滿腹委屈。劉伯承作完檢討后，臺下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他總算過了關。

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掛印罷官，攜眷移居北京，這天，軍事學院的許多教官和學員自發(fā)到南京下關碼頭為他送行。劉伯承強撐病體，立于船頭，堅決不允許大家送他去浦口車站。一帆遠去，劉伯承佝僂著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揮舞著雙手。望著凜冽寒風中倍顯孤單的老帥，新任軍事學院院長廖漢生愴然嘆道：“這個老首長，沒有少受罪呵！”

劉伯承（左）和陳毅

一紙謫書傳石頭，劉伯承就此舉家進京閑居，數十載兵戎生涯遂告結束。

1986年，劉伯承以94歲高齡逝世。黨中央在劉伯承的悼詞中特地指明了他在歷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對他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受到的錯誤處分，全部撤銷，總算還了他的清白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