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中的利弊權衡分析

2025年8月1日，美國外交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主席邁克爾·弗羅曼（Michael Froman）發表了一篇題為《特朗普貿易政策中的利弊權衡》（Trade-Offs in Trump’s Trade Policy）的文章。文章深入剖析了特朗普政府在推行其“美國優先”經濟議程時所面臨的內在矛盾與政策權衡困境。弗羅曼指出，一系列關稅政策不僅未能有效達成其既定目標，反而可能損害美國在人工智能競賽、制造業回流以及貿易逆差削減等關鍵領域的長期競爭力。啟元洞見編譯整理了弗羅曼文章的核心觀點，以供讀者參考。

一、關稅政策的內在矛盾

政策制定的一大難點在于權衡利弊。很少有哪項政策是絕對純粹、沒有代價的。政策制定的藝術和科學往往在于確保不同政策目標之間能夠相互協調，并在決策過程中準確識別和評估其中的取舍權衡。然而，有時政策制定者會發現自己陷入固有的矛盾之中：為實現一個目標而采取的政策，反而使另一個目標的實現變得更加困難甚至不可能。

隨著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輪廓逐漸清晰，這些矛盾也愈發凸顯。從政府自身的表述來看，其關稅政策主要基于三個經濟理由：增加稅收、減少貿易逆差和刺激再工業化。然而，從長遠來看這三個目標之間存在固有的張力。正如外交關系協會高級研究員本·斯泰爾（Benn Steil）所指出的，如果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成功地實現了美國經濟的再工業化，那么美國的進口將會減少，關稅收入自然也會隨之下降。反之，如果關稅收入居高不下，則意味著進口依然強勁，這可能預示著貿易逆差難以顯著縮小，并且以進口替代為手段的再工業化進程也相對乏力。

現在，這些矛盾已經體現在具體的行業和產業中。即使我們站在特朗普的立場上，接受其“美國優先”的目標，仍然可以發現，他的關稅政策實際上可能正在使實現這些目標，比如贏得人工智能競賽、美國經濟再工業化甚至解決貿易逆差變得更加困難。

二、人工智能競賽中的政策沖突

特朗普政府明確表示，希望美國成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者，最近還推出了一項新的行動計劃，旨在通過減少繁文縟節以及建設國內人工智能基礎設施來支持這一目標。然而與此同時，政府卻對某些進口銅產品征收了50%的關稅，而這些產品正是為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提供動力的能源基礎設施所必需的關鍵材料。此外，政府還威脅要對先進半導體征收25%或更高的關稅。

誠然，刺激國內銅的生產、冶煉和精煉可能是一個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標，增加國內半導體生產也是如此。但這些目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實現。標普全球（S&P Global）的一項研究發現，一座普通的銅礦從勘探到投入運營平均需要近17年的時間；即使有《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等政策的慷慨支持，尖端半導體工廠的建設也需要數年。那么，在未來幾年這個至關重要的時期，為了追求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主導地位，美國是否應該通過關稅政策給自己設置障礙，從而使其在與特定國家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在美國銅價波動、電網難以滿足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新增需求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應該認真考慮關稅政策可能如何反噬其人工智能議程。正如高級研究員麗貝卡·帕特森（Rebecca Patterson）所指出的：“通過對銅供應鏈中的關鍵盟友給予關稅豁免，并為美國銅生產商和精煉商提供長期政府激勵，將能夠更有效地支持美國的人工智能宏圖。這不僅有助于降低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的成本和美國消費者的電費，還能降低全球銅供應被轉移到‘更友好的’貿易伙伴的風險。”

三、再工業化議程中的成本困境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特朗普更廣泛的再工業化議程中。大約一半的美國進口商品是中間產品。因此，關稅將提高許多在美國制造的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擠壓制造企業進行回流所需的資本投資的能力。

從百分比來看，自“解放日”（Liberation Day）前的低點以來，國內鋼鐵和鋁材的價格已經上漲了兩位數。這必然會提高包括石油、天然氣、汽車、航空航天相關企業以及終端用戶的成本——而這些正是本屆政府希望加強的工業部門。

具體到汽車行業，外交關系協會的香農·奧尼爾（Shannon K.O’Neil）發現：“新的貿易協定對來自歐盟、日本和韓國的汽車征收15%的關稅，而加拿大和墨西哥——這兩個更多使用美國制造的汽車零部件的國家——則面臨至少25%的更高關稅（其中包含美國制造內容的可以享受折扣）。這將有利于北美以外而非北美內部地區制造的汽車，也將偏向豐田、現代和保時捷等日、韓、歐品牌，而非其供應鏈更依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美國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制造商，意味著美國汽車和零部件制造商將面臨‘逆風’。”

鑒于復雜的全球供應鏈，特別是在汽車等資本密集型行業，其固有的黏性使得回流之路將是漫長而昂貴的。美國是否愿意接受這樣的權衡：犧牲當前的競爭力，以換取幾年后才可能重組供應鏈的希望？

四、貿易政策中的不一致性

關稅政策中還存在一些前后不一致之處，例如針對特定國家商品與轉運商品的關稅稅率。正如高級研究員布拉德·塞特瑟（Brad Setser）所觀察到的，一個美國進口商從特定國家進口商品可能需要支付20%到37.5%的關稅。然而，如果包含一些特定國家成分的商品從越南轉運，其面臨的關稅可能高達40%。布拉德指出：“當同樣在特定國家組裝并運往美國的零部件只需要支付20%或30%的關稅時，卻對包含這些零部件的越南商品征收40%的關稅，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這種政策實際上是在鼓勵從特定國家直接進口，而不是從其他國家進口。

此外，還存在特朗普希望促進對美投資、減少貿易逆差和增加美國出口（包括通過美元貶值）目標之間的矛盾。與前幾屆政府不同，特朗普表示有興趣看到美元走弱（自今年年初以來，美元名義上已經貶值了約7%）。但與此同時，政府也在尋求來自日本、韓國及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數萬億”外國直接投資。如果這些投資完全實現，隨著外國企業將大量資本注入美國，將對美元造成上行壓力。

吸引外資與削減貿易逆差之間存在根本性矛盾。特朗普曾援引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EEPA），以貿易逆差構成“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對包括日本和歐盟在內的貿易伙伴征收關稅。因此，按照特朗普自己的邏輯，他所慶祝的來自日本和歐盟的投資協議，反而可能加劇貿易逆差，而貿易逆差正是他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的理由。文章認為，促進外國投資——如果最近宣布的這些消息是真實的——是一件好事，但這也恰恰說明了將削減雙邊貿易逆差作為政府貿易政策核心支柱所面臨的挑戰。

五、短期成果與長期風險的權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放日”后不到四個月的時間里，關稅收入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標準普爾500指數創下歷史新高，美國經濟在第二季度實現了3%的年度化增長，而且到目前為止，通貨膨脹率相比許多分析師預測的最壞情況甚至基準情況都相對溫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將其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上調至3%。

其中一些成果可能是短暫的。通貨膨脹往往滯后于關稅行動，但隨著庫存消耗，物價最終可能會上漲。而關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需要兩到三個季度才能顯現出來。

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傾向于宣稱勝利，但在未來一年里，我們可能會看到通脹走高、經濟增長放緩、總體生產力下降，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具體到人工智能領域領導地位和關鍵制造業競爭力的那些權衡矛盾逐漸顯現的情形。事實上，一個最關鍵的權衡是關于時間和確定性的：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可能在相對短期內產生確定成本的行動，以換取在遙遠未來才可能實現的、不確定的收益。

但有一件事是明確的：特朗普已經有效地改變了人們對貿易談判“可接受結果”的預期。迄今為止，他已經將他的保護主義意志強加給了全球經濟，卻沒有遭遇有意義的國際抵制或針鋒相對的報復。當然，報復可能仍會以更隱蔽的方式在其他領域出現。在普遍接受特朗普的保護主義方向是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除特定國家之外的主要貿易伙伴都選擇了妥協，提供各種關稅減免、非約束性的購買美國出口商品以及對美投資承諾，以期獲得高于特朗普全球最低關稅10%的最佳稅率。

這種全球性的妥協反映出，目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進入美國國內市場的機會。然而，對“特朗普經濟學”的屈從并不能保證美國的成功，也不能保證特朗普自身相互沖突的政策優先事項能夠實現。每一場革命都面臨著自我失敗的風險，特朗普的革命性貿易政策也不例外。政府可能很快就會發現，全面駕馭其關稅政策所需的權衡——特別是圍繞時間和確定性的權衡——可能遠比最初為實施這些政策的斗爭要困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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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丨啟元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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