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ce 快進、倒回、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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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是八十年代？

所謂的黃金時代，常常是幾個人的名字。他們的才華、號召力、感染力，他們創造的作品，他們身處的境況，凝聚、匯集成一些不可磨滅的符號。對于 Chace 來說，那些名字幾乎就是 Michael Jackson，以及 Michael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Chace 說：“Michael Jackson、Prince、Madonna、Whitney Houston 等這些人其實在流行界里是非常有影響力的，而且當年泡沫經濟、文化壁壘很高，所有的人的關注度都在那幾個人的身上，這是再難復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是大于音樂的。”他頓了頓，繼續說，“我非常崇拜當年的音樂可以變成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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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是文化現象？譬如在 1985 年 4 月 5 日那一天，全球超過 8000 家廣播電臺同時播放了同一首歌，創下一項很可能永遠也無法被打破的世界紀錄，這首歌就是融合了美國流行樂壇的 47 位頂尖歌手聲音的 We Are the World。歌手 Lionel Richie 請來 Michael Jackson 創作，后者邀請了 Quincy Jones 擔任制作人，創造了一個全球范圍的音樂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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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樂壇輝煌時期的影響力在此可以窺見一斑。在 Chace 心里，“流行樂這三個字，在我的腦海里一直處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它是一種方式，非常具有感染力。”這種“感染力”，不僅意味著舞臺上的表現力與能量感，也代表著音樂里的立意，“能夠讓一部分人聽到后，產生共鳴。”

2023 年，Chace 寫出了專輯內的第一首歌 Tunnel vision，節拍感強烈，充滿舞動感，在無意識的創作狀態下完成后，回聽中他感受到了“有點金曲感”，之后則是 Up in Flames，“也越來越覺得 80年代的風格是可以套進去的，之后這個想法也變得越來越穩固。”隨后 Chace 開始大量地看 Michael Jackson 的表演視頻尋找靈感，有段時間，他甚至掉進了“收藏坑”里，他說：“有段時間，我一直在收藏他的黑膠和 CD，也跟國內的很多愛好者和大佬開始聊天，其中一個狂熱的收藏者曾經還去過 Michael 的家門口找他簽名。我們聊了起來，他問我—你是做音樂的，為什么要做關于他的收藏？”Chace 當時對他說：“可能是因為童年的情懷和記憶吧。”對方又問：“你是不是在為你的音樂創作尋找一些東西？”Chace忽然意識到，這其實是自己潛意識里的方式：“他說的可能沒錯，我在試圖用收藏作為切入點。所以慢慢地，我開始真正去研究Michael Jackson 的音樂和幕后—研究流行歌的編曲、音色、混音、Songwriting 這些所有細節內容，而不只是聽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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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的夏天，就在音樂的靈光與啟發中這樣過去了，80 年代的流行樂在這個夏天成為了一種能量來源，燃起了創造欲之火。從那個錨點開始，他致敬過去，也深刻探索自我表達，不僅是尋找形式與風格的結合，更是找到一種屬于自己的存在方式，“就好像自己制造了一個 80 年代的真空泡沫，把自己放在那種語境里，催化出了現在的自己想做的這些歌曲。 ”Chace 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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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黃金時代里，尋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不討好的藝術人格

對于 Chace 來說，做音樂，和做自己的音樂是不一樣的。Anti-People Pleaser 給了 Chace 一種自由，不僅是專輯概念里字面意義上的“不討好型人格”，而是他找到了一種靠近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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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Chace 把做音樂當成一個學習的過程，就像第一張專輯 Belated Suffocation 從開始創作到最終推出中間歷時七年，經歷了無數的打磨甚至推翻。“前期無論是做 Mandarin樂隊的音樂、電子音樂，還是第一張專輯，我的潛意識都覺得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學著去做更好的音樂。”他開始反思自己的“藝術人格”是如何形成的，他的經歷和見解是否在作品中得以全然展現，答案是存疑的。“這可能有一個很好的結果，但它像一個置身事外的產物，因為想做更好的音樂，很多時候我會把自我表達的部分弱化掉，所以其實我不太敢講它可以代表我。”他說。哪怕很多人都知道那些音樂的好——多年前帶著作品登上世界上最大的電子音樂節之一Tomorrowland 的主舞臺時，他不過 1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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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隨著新的創作過程，他開始用 Quincy Jones 的方式思考：音樂是 Science 和 Soul 的結合。既包含理性、系統性、技術性的成分，也包含自我、表達與情感的部分。最終它是一道門，一種連接，走向自己。他終于知道，他要做的，不是最好的音樂，而是和自己的關系最密切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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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我是一個非常注重技術的人，但現在我很在乎 Soul的部分，坦白來說，有些真實的東西是沒法用技巧展現的。”Chace說道。制作一張好的專輯，也有了更加豐富的理解維度——“一是歌曲本身的立意是否真實；二是音樂性夠不夠強；三是作品和人之間的關聯。”這個過程中，Chace 想了很多，“在做電子樂的時候，會非常專注音色本身，但是在流行樂里，樂器、人聲和整體的能量之間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化學反應。所以我開始學習 Orchestration，用配器編排的方式去編曲。”最后，他選擇了三種主樂器：一套大概 2013 年在香港通利琴行淘到的踩镲、一把經典的 Fender Stratocaster 吉他，以及一臺 Michael Jackson 在 Thriller 中曾使用過的同款 KORG 2600 合成器。他在技術的摸索中，尋找著一種與自我連接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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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是已經把自己挖透了。”Chace 的語氣里，有種心滿意足的感覺。“Songwriting 我真的很努力地去做了，而且 80 年的風格是我特別有共鳴的，音樂性方面，我也花了很多的時間研究流行樂的表達，提升自己的混音、編曲能力。”中間曾有過大半年的瓶頸期，但出現了一個時刻——那之后仿佛世界的阻隔突然消散，一切都流暢了起來，思路像流水般暢通無阻，快速地流過。Chace 的語氣很確定：“后面我敢說我是非常享受整個創作過程的，2024 年春節后那段時間完全沒有任何干擾，我在那 2 周里完成了 5 首歌的最后的工作。”

截至采訪這天，這張專輯，他聽了 1149 遍。在這之前，他很少反復聽自己的音樂，甚至在聽到時會覺得有點羞恥，快速地逃開。“我不知道以后還會不會有這樣子的感覺。”他說道。

但至少這張專輯之后，他更多地擁有了自己。

向內求的音樂智慧

音樂是聲音的藝術，Chace 想抓住這個實質。音樂滲 透入Chace 人生中每個階段，天性和稟賦，都如此顯然。從小他就對聲音很敏感，他說：“可能這是基因里的，我從三歲開始打鼓，后來也開始彈鋼琴、彈吉他。”而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鼓，“鋼琴講究力度控制，吉他講究對音符的理解，而打鼓的時候要使用四肢打擊樂器發出聲音，音色不同、頻率范圍不同，律動也不同。”后來他發現，在音樂界里很多好的音樂制作人都是鼓手出身，從林肯公園的 Rob Bourdon 到 Genesis 的 Phil Collins，鼓手對復合節奏、音色疊加的本能掌控，極利于轉化為編曲中的立體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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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聲音成為立體的存在，從四面八方而來，音樂會擁有更豐盈、廣闊的內容和思想表達。Anti-People Pleaser 中，Chace 開始嘗試全景聲的音樂制作方式。全景聲的聽感區別于傳統立體聲的左右聲道方式，而是環繞聽者在周身，不僅從左右傳來，也從上下、前后等不同方位傳遞。

“在創作初期，具有一定空間性的音樂已經存在我腦海里了，然后我是先和大家一樣把它放進立體聲的格式里——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聽到這首歌。”他語速很快，顯得有點興奮，“然后你知道嗎？我就可以讓它回到腦海里二次創作，通過全景聲把它再次呈現出來。所以實際上，在我的創作中，全景聲的信息、內容、空間的準確度理論上是高于立體聲的。”“一旦空間大了，聲音就不會受限制了，我可以讓它更極致。”從制作方式來說，Chace 的創作路徑也是特殊的，“混響、位置、聲音密度……專輯所有的混音都是我自己做的，所有的工種都是我一個人。”他解釋起其中的區別，“當唱片公司做全景聲時，音樂人、藝人本人、編曲、制作人、混音師、母帶師都不是同一個人，理論上應該把這 6 道工序中的所有人的想法跟經驗都摸清楚，音樂才會準確，但是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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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哲學家 Jacques Derrida 曾討論，語言本身帶有結構性局限，每個文本或話語都有“未被掌握的意義”，因此答案的生成總是沒有終點。但因為一切都“自己來”，所以對于 Chace 來說，“我的理解對于作品來說永遠都是對的。”對于聲音的把控力、對于歌曲的熟悉程度，使得全景聲的存在拓寬了一種真正的體驗，帶來了一種聲音可以無疆馳騁的感受。“因為想象力沒有聲道，沒有左和右，想象力就是一個空間本身。”Chace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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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那關乎他的感受與自我表達的愿望，也是他全部的經驗歷程。作曲家和爵士鋼琴家 Brad Mehldau 在聽貝多芬《第十三弦樂四重奏》第五樂章時，感受到了“私人得讓人不忍直視”的親密感。如果將 Chace 過往的音樂與 Anti-People Pleaser 并至而聽，或許會產生同樣的感受，那是一種傾囊而出的誠摯。二者既有鮮明對比，又緊密相連。一邊是從小浸潤在學習音樂的氣氛中、少年時代的靈光乍現，再到成熟時期對于電子樂的摸索，一邊是跟隨著潛意識，做出了更關乎“藝術人格”，與自己的緊密相關的流行式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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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拆解樂器、重構聲場、潛入 80 年代的文化激流，也重新審視自己，自我博弈——這張用復古風格鍛造的專輯，本質上卻是最當下的表達。同時，這可能是一條分界線，Chace 開始用更立體、多面的方式進入具有“感染力”的流行音樂的空間，它嶄新，且充滿活力。

《時裝 L'OFFICIEL》XChace

'O：Anti-People Pleaser里有敘事畫面上的連續性嗎？

Chace：我以前特別愛干這個事兒，比如說歌跟歌之間空間的一些結合。比如聽我 22 年那張專輯 Belated Suffocation 時，有一些小的聲音在貫穿。但到后面，我發現我不太想再做這件事情了，因為我覺得專輯的概念性在于聽完歌之后的所思所想，而不是在聽歌時候一直在提醒某種聲音的存在。所以現在我在混音的時候，無論是立體聲還是全景聲，我只有一個目的——無論這首歌 3 分鐘還是 4 分鐘，在這段時間里把這首歌的聲音做到極致就夠了。

'O：關于 80年代的靈感，在專輯中還有什么樣的細節設計體現？

C：80 年代在我心中是一個非常鮮明的時代，無論是日系 City Pop 還是 Disco Pop，那個時期的音樂總帶有鮮明的立體感和色彩，所以在這張專輯中，我也在尋找一種色彩、一種熾熱的溫度感。也包括我使用的三種復古的標志性樂器，再從編曲、演唱到混音母帶，每個技術環節都在強化這種聽感。80 年代的音色有很豐富的信息，聽起來有一些“臟”的聲音，這個就需要用新工業時代的標準去把控。以及每首歌結束后短暫的幾秒，其實是模仿了老式電臺音樂特有的淡出方式，這是大家比較古老的記憶了。

'O：這張專輯仍舊是延續了你的全英文創作方式，但是第一次出現了中文，不過只有兩個字 “再見”，你覺得自己以后會開始更多的中文創作嗎？

C：我最開始做人聲音樂是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嘗試了很多阿卡貝拉翻唱，當時聽什么歐美流行樂就翻唱什么，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我唱歌的思維。我現在看待中文創作，特別像我以前看待 Michael Jackson——我知道想做好真的太難了。中文創作會是我以后的大課題，可能是個一步一步來的過程，在做目前這張專輯的時我腦子里聽到的都是英文，所以我就只能把它先寫出來了。

'O：爵士鼓的學習對你有什么樣的影響？

C：我覺得這也是為什么這張專輯會和 Michael Jackson 有關。因為鼓的 Group、Rhythm 是我的強 DNA，如果沒有對鼓的專業知識和敏感度，我是無法聽懂 Michael Jackson 的——你聽他唱歌，其實他就像把自己當成了打擊樂一樣在演唱， 而不全部是傳統的、絲滑的人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