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遲到了三十年的清算，殺害李大釗等二十烈士的兇手落網的故事

1927年4月28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最先喊出“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李大釗同志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師警察廳京師看守所被反動軍閥張作霖下令絞殺，犧牲時年僅38歲。

李大釗

反動報紙對處死李大釗等一眾共產黨員的報導

李大釗烈士就義前的最后留影

絞死李大釗等烈士的絞刑架

和李大釗一起就義的還有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張伯華、李銀連、楊景山、范鴻劼、謝承常、路友于、英華、張挹蘭、閻振三、李昆、吳平地、陶永立、鄭培明、方伯務等十九名革命志士。

就義前的譚祖堯烈士留影

就義前的路友于烈士留影

就義前的鄧文輝烈士留影

就義前的謝伯俞烈士留影

就義前的楊景山烈士留影

就義前的李昆烈士留影

就義前的姚彥烈士留影

就義前的張挹蘭烈士留影

這兩名烈士的名字太模糊，其中只能勉強辨認其中一人是張伯華

1928年6月4日，簽署處決李大釗命令的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專列在行駛至皇姑屯時被關東軍埋設的炸藥炸死，似乎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始作俑者已經被“清算”了，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很清楚，張作霖死了不等于對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兇手清算的結束，因為有下命令的就有執行的，可是李大釗烈士就義時中國共產黨在北京的組織幾乎完全被破壞，無法獲知導致李大釗等二十名烈士被捕并最終遇害的人員的名單。

張作霖

皇姑屯事件中被炸的張作霖的車廂

1949年1月31日，隨著解放軍和傅作義部北平守軍完成換防，北平和平解放，同年2月初，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管了功德林監獄，在整理監獄檔案的時候，一名干警意外地發現了一份上面蓋著張作霖大印的表彰文書：茲因抓捕北京共產黨分子李大釗等有功，特對以下四名同仁進行表彰——

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四人分別是：時任張作霖北京政府警察廳總監陳興亞、偵緝處處長吳郁文、副處長雷恒成和司法處處長蒲志中。

這份表彰文書意味著——導致李大釗等二十名烈士被捕并遇害的直接兇手終于浮出水面了。

在接到北平市公安局的這一重大發現后，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北平市市委書記彭真高度重視，彭真立即將此情況向中央匯報，毛澤東主席立即作出批示：“迅速部署力量，抓捕殺害李大釗的兇手！交羅瑞卿同志速辦！”

彭真

羅瑞卿

于是，羅瑞卿指示時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長譚政文立即組建“李大釗案專案組”，全力追查陳興亞、吳郁文、雷恒成和蒲志中的下落。

譚政文

但問題是，此時距離李大釗等二十位烈士遇害已經過去了二十二年，茫茫人海，上哪里去找這四個人呢？再加上當時的偵查手段落后，只能依靠結硬寨打呆仗式的摸排，因此從1949年2月一直排查到1950年1月，快一年時間過去了，不能說沒有一點進展吧，也只能說一點進展也沒有。面對公安部甚至中央的詢問進度的電話，“李大釗案專案組”身上壓力很大——

此時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已經換成了馮基平，這位在情報戰線擁有卓著戰功的“老革命”面對眼前的僵局一時間也沒有什么好辦法，只能繼續結硬寨打呆仗，在不斷地基層摸排中尋找突破口。

馮基平

事情的轉機來自于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的展開——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全面執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對已被逮捕和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應根據已掌握的材料，經過審慎的研究，按照罪惡的輕重，分別加以處理。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對開展更大規模的鎮反斗爭作了具體部署。鎮壓反革命運動從1950年12月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打擊的重點對象是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黨團骨干和反動會道門頭子。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為鎮反斗爭提供了法律武器和統一的量刑標準。

老照片：鎮反運動

雖然鎮反運動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許多冤假錯案，但是當把“抓反革命”從公安局的政府部門行為擴大到全國性的全民運動上時，就在一瞬間原本苦于沒有線索的“李大釗案專案組”的案頭就被海量的線索堆滿，雖然這其中絕大部分線索經核實都被排除，但這卻讓“李大釗案專案組”看到了找到兇手 的希望。

1950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市民舉報，有個老頭一家生活極為奢靡，在周圍鄰居中顯得鶴立雞群，于是上海市公安局立即進行查證，結果這一查不要緊，查出一條大魚，原來這個老人正是當年負責抓捕李大釗等革命志士的原北京政府警察廳總監陳興亞。

陳興亞

隨即，已經69歲的陳興亞在1951年元旦被押解至北京，他沒有頑抗，而是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1927年4月6日，陳興亞親自率領憲兵隊強行進入蘇聯大使館，將李大釗強行逮捕，并導致其被處以絞刑。李大釗遇害后，陳興亞因其在逮捕行動中的“功勞”，得以晉升為陸軍中將，此后他一直擔任東北軍憲兵司令。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陳興亞不愿意當漢奸，也對張學良的不抵抗失望透頂，于是辭去職務在北平隱居當寓公，并且堅決拒絕日偽要其出任偽職的要求。1948年，陳興亞悄然逃離上海，靠著之前搜刮的錢財繼續隱居，一直到鎮反運動的時候被鄰居揭發。

鑒于陳興亞曾經暗中幫助過一些共產黨人脫困并且在抗戰中堅持了民族氣節，所以人民政府最終對他網開一面，判處無期徒刑，最終在1959年病死在監獄中，終年77歲。

1951年1月的某天，一名被鐵道部公安局抓獲并收審的中統特務閻振郎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行，表示愿意向人民政府檢舉揭發其他人的罪行，于是負責審訊的偵查員本著“有棗沒棗打三桿子”的心態向他詢問起了當年殺害李大釗的兇手的事情，并向他特別強調：“如果你能夠提供這方面的重要線索，算你立功，你的命肯定就保住了！”

閻振郎一聽頓時兩眼放光：“報告政府，李大釗的事我知道一點，當年去抓李大釗的行動是（警察廳）偵緝處處長吳郁文親自指揮的，這人還在北京，就住在鼓樓灣一帶！他還改了名，叫吳博哉！”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他得勢的時候我就在他手下做事，很多在北京當過舊警察都在他手下做過事，他們多少都知道吳郁文的事情，你們要是不信我的話可以找那些舊警察問，看我說沒說假話。只不過他現在很慘，癱瘓在床好幾年了。”

“李大釗案專案組”立即派人趕到鼓樓一帶查詢，卻怎么也找不到所謂的"鼓樓灣"。經過了解才知道，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的道路經過重新規劃和更名，過去的"鼓樓灣"就是現在的舊鼓樓大街。

偵查員在舊鼓樓大街派出所查戶口本時，沒發現吳博哉，倒有一個叫吳博齋的，時年69歲，住在舊鼓樓大街4號。這人年紀和吳郁文的年紀大體吻合。據此偵查員推測，這個吳博齋很可能就是他們要找的吳郁文。

為了不引起懷疑，偵查員先在附近居民中打聽吳博齋的情況，了解到他癱瘓多年，一直獨居在北屋，性格孤僻，似乎沒有親人。一位老鄰居小聲向偵查員嘀咕：“別瞧現在吳老頭癱在床上動不了，以前可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在張大帥手下做事。后來張大帥出事了，他的腿也跟著廢了……”

據此，這個“吳老頭”基本確信就是吳郁文。

1951年6月20日，舊鼓樓大街4號院子里突然熱鬧起來。一輛吉普車停在院門口，幾個穿公安制服的人下車后直奔北屋。街坊們感到奇怪：北屋住著癱瘓多年的吳老頭，公安找他干嘛？

沒過多久，幾個民警就把“吳老頭”從屋里架了出來，他就是吳郁文。在被架出來的時候，吳郁文喃喃說道：“唉——這一天還是來了，終究還是讓你們找到了啊——”

吳郁文

經審訊，吳郁文對自己秉承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命捕殺李大釗等烈士的罪行供認不諱。

1927年3月，吳郁文奉陳興亞之命監視北京蘇聯大使館，并買通了使館人員確定了李大釗等人居住的具體房間。同年4月6日，陳興亞親自坐鎮，吳郁文和副處長雷恒成親率五百余人闖入蘇聯大使館，將李大釗等八十余名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革命志士抓捕。

李大釗被捕后，由司法處處長蒲志中負責審訊，遭受了嚴刑拷打，百般折磨，從未泄露黨的機密，還痛斥軍閥高官厚祿的收買，表現出崇高的革命氣節。4月28日，張作霖簽署手令處死李大釗等二十名革命志士，為了“程序正義”，陳興亞、吳郁文、雷恒成“公推”司法處處長蒲志中出面組織所謂“特別法庭”。對李大釗等人進行“軍法會審”，決定對李大釗等人處以絞刑。當天下午在西交民巷京師警察廳看守所，李大釗等二十人被殺害。

李大釗被殺害后，吳郁文被張作霖授予四等“文虎勛章”以示嘉獎（這枚勛章在吳郁文被抓獲時從他家中被搜出）。東北易幟后，吳郁文投靠蔣介石，被任命為中央憲兵教導總隊上校總隊副，參與鎮壓“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

四等“文虎勛章”

七七事變后，吳郁文叛國投敵，在殷汝耕為首的華北漢奸偽政權中歷任“北京特別市公署警察局偵緝總隊副”、“天津警察局特稿科長”等職，繼續從事反共反人民的勾當。抗戰勝利后，吳郁文自覺罪孽深重，躲在北京當“寓公”，然而常年來的花天酒地和無節制的放縱早就掏空了他的身子，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時候他已經病入膏肓臥床不起，半死不活。

吳郁文罪大惡極，被依法判處死刑，但鑒于他身患重病，因此被暫緩執行死刑（年齡大不是免死的原因，因為大漢奸張本政在1951年被槍決的時候已經86歲高齡，比吳郁文足足大了18歲），并出于人道主義安排給他治療，1953年6月17日吳郁文病死在獄中。

美術作品，大漢奸張本政

我們再把目光收回到已經被判了死刑暫緩執行的吳郁文這邊。

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吳郁文出于感動，于1952年8月的某天告訴“李大釗案專案組”：雷恒成現在還在北京，假扮成和尚，法號“了明禪師”，靠給人算命為生，幾年前住在三里屯那一帶的寺廟里。并且還說出了雷恒成的明顯特征：嘴里鑲了幾顆金牙，還有一塊金表不離身。

這就和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民趙某親自送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封檢舉信的內容對上了：“謹向政府舉報，數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廟露面的‘了明禪師’，實系認賊作父的漢奸、特務分子，民國十六年，就是他率領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致李大釗和先烈數十人慘受絞刑而殉難……望政府迅即覓取線索，務求捕獲，以彰國法……”

雖然在1951年接到這封檢舉信的時候北京市公安局已經對三里屯進行過一次搜查，但查無此人。保險起見專案組立即根據吳郁文提供的線索前往三里屯，將那里的寺廟搜了一個遍但依舊一無所獲，后經查問得知“了明禪師”兩年前就已經“云游”，據說去了上海。

于是，“李大釗案專案組”火速聯系上海市公安局并發出協查通報，請求協查雷恒成。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石蘊華）高度重視，立即指示各分局盡快查清雷恒成的下落。

揚帆

1952年10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今靜安分局）六股偵查員魯全發在調查了分局所有的戶籍檔案后發現住在上海跑馬廳附近的馬立斯路（今重慶北路）的一個叫“趙志安”的老人的年齡、籍貫、職業“賣卜”以及戶籍照片與檢舉信里描述的瘦臉、蓄有山羊胡子等樣貌相仿。會不會雷恒成為掩蓋真實身份用了假名？

魯全發（前排右一）和戰友的合影

分管馬立斯路的戶籍民警反映：趙志安和他老伴是從臺灣遷來上海的，住在馬立斯公寓46號5樓。因年老體衰，幾乎足不出戶，對他的了解只限于戶籍登記上的那些內容。

10月20日，魯全發于是化裝成慕名前來請趙志安算命的人敲開了馬立斯公寓46號5樓住戶的門，開門的是個老太太，將他引進屋后他看到有個老頭坐在藤椅上，身形消瘦，臉色灰暗，但一撮山羊胡子卻很醒目。一張嘴說話，就露出了幾顆金牙。頸項間掛著一塊掛表，在老頭打開掛表看時間的檔口，魯全發看到掛表里的末代皇帝溥儀的“御像”——

沒錯了，他就是雷恒成！

雷恒成

當晚，魯全發和偵查員夏咸俊、潘澄三人再度來到馬立斯公寓46號5樓執行對雷恒成的抓捕，還在雷家搜出了雷恒成的身份證明以及他在日本憲兵警察所的畢業證書、宣統陸軍警察兵課畢業生執照、日偽任命狀及日偽時期的二等勛章等物，德國軍刀一把以及五六塊各式金掛表，還有一支小巧的高盧袖珍自衛手槍——

李大釗烈士使用過的高盧袖珍自衛手槍

上海市公安局簽發的對雷恒成的逮捕令

雷恒成被捕后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奉系敗走關外后，雷恒成出任東北軍憲兵司令部偵緝處長，大肆殘害進步人士，“九一八”事變后，雷恒成投奔漢奸殷汝耕，一度被29軍捕獲準備槍斃，卻被他趁亂逃脫，并在華北淪陷后徹底當了漢奸。他干的壞事太多，連國民黨都不能容他，日本投降后就潛回北平假扮和尚——

其供詞摘錄如下：

“1927年左右，我在做偵查處幫辦時，北京郵政局在信中發現有共產黨員在俄國兵營里住，報告京師警察總監后，總監陳興亞偵緝處負責偵查，處長吳郁文派偵查科科長楊某負責具體工作，匯報，討論，研究，有時我是參加的（看閱公文），因地點在俄國兵營內，捕時必須事先和外事團各國（美英日法德）交涉妥當，才準軍警入內，約一個月，由外交部與外交團交涉后即派軍警入內，逮捕李大釗等同志二十余人。我那時只知道李是共產黨的頭子，有名的南陳北李，當時執行逮捕是由吳郁文和我帶了四五十個警察執行的……后約有十余人被處絞刑而死，李大釗一支手槍被我留用了……”

雷恒成的預審卷宗

11月25日，華東公安部在處理意見中證實了雷恒成漢奸的身份，明確了他謀害李大釗等二十名烈士的犯罪事實，建議處以死刑，立即執行。12月17日，華東公安部部長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許建國親筆批示：“同意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許建國夫婦

湯鏞

1953年4月26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處長湯鏞下達命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六條，比照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三款，判處反革命分子雷恒成以死刑，立即執行。其財產酌留家庭生活費用外，全部沒收。”隨后，雷恒成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臨刑前他請求不要打他的臉，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

再把時間撥回到1953年2月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偵查處接待了一老一少兩名來訪者，老者須發皆白，而攙扶著他的是一名年輕的女民警，女民警聲稱老者是她的爺爺。

一進門，老頭開口就說：“我來此自首，我……我曾審訊過共產黨的杰出領袖李大釗同志。”

原來，他就是曾經的京師警察廳司法處處長蒲志中。

蒲志中供稱：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就感覺到了在劫難逃，于是，他就切斷了與所有人的聯系，包括吳郁文，但依然時刻關注著這些“故舊”的情況。隨著陳興亞、吳郁文等人的接連被檢舉與逮捕，他感覺大限將至，坐立不安，結果被他當警察的孫女察覺不對，因為孫女知道他曾經當過舊警察。在孫女的追問之下，蒲志中終于對她說了實話：“我在早年擔任京師警察廳司法處處長期間，曾審訊過革命先輩李大釗。”

于是，孫女力勸蒲志中：“您必須親自前往投案自首！我會陪您同行！”

在處理蒲志中的問題上，北京市公安局局黨委認為他犯的罪很嚴重，即便他主動自首認錯，也不足以彌補他的過錯；但北京市市委討論后則認為：按照政策，自首可以從輕發落，應該依法對蒲志中從寬處理。此外，蒲志中的自首還能起到正面作用，激勵其他有前科的人主動投案。經過多次商議，蒲志中在交代完所有歷史問題后獲得了釋放，他也成了李大釗案的涉案人員中唯一得到較好結局的人。

撿回一條老命的蒲志中，感恩于人民政府對他的既往不咎，還說出了一個當時根本不被公安機關掌握的殺害李大釗等二十烈士的兇手的情況——京師高等審判廳的推事，李大釗案“特別法庭”主審法官王振南。而他蒲志中這個名義上的庭長完全就是個橡皮圖章——擺設，只在開始和結束的時候敲了兩次法槌，連宣判書都是王振南來宣讀的。

這也算是蒲志中的重大立功表現最后被教育釋放回家的直接原因。

由于王振南此時已經在上海市公安局的鎮反嫌疑人名單上，上海解放時王振南作為國民黨政權司法界的“知名人士”受到過上海市軍管會的審查，但在那次審查中王振南利用自己嫻熟的法律知識蒙混過關。而這個時候蒲志中的揭發無疑給了王振南致命一擊，接到通報的上海市公安局立即重新開啟了對王振南的調查，根據蒲志中提供的線索找到了諸多可以指證王振南罪行的關鍵證人又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徹底坐實了王振南的罪行。

1955年12月，隱瞞身份潛藏上海六年之久的王振南落網，面對摞起來有半人高的證據卷宗材料，王振南再也無法抵賴，只得招供自己的罪行——

他手上的血債可不止有李大釗等二十名烈士。

1927年4月28日，由王振南擔任首腦的所謂“特別法庭”法官們對李大釗等革命志士發動“軍法會審”。會審僅持續了一個多小時便草草收場；審判過程中缺乏任何確鑿證據，亦未進行公正的審理，便直接判處李大釗等革命者死刑，且即刻執行，剝奪了他們上訴的權利。

李大釗等二十烈士就義后，王振南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第一特區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隨后在1931年2月7日，王振南主持殺害了包括“二七”大罷工主要領導人之一、團中央委員兼組織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兼秘書長林育南（101的堂兄），中共江蘇省委委員何孟雄，“左聯”文藝家柔石、殷夫（即白莽）、馮鏗、李偉森（即李求實）、胡也頻，“小交通員”歐陽立安在內的龍華二十四烈士。1931年4月29日，王振南又主持殺害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惲代英（本廠長的外公梁佐華曾擔任過惲代英的小交通員）。可謂是血債累累、罄竹難書。

林育南烈士

何孟雄烈士

左聯五烈士

左聯五烈士銅像

“小交通員”歐陽立安烈士

惲代英烈士

新中國成立之際，王振南悄然藏身于上海。起初，他在面對審查的時候刻意隱瞞過往罪行，拒不認罪，妄圖蒙混過關。然而，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

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舉行公審大會，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執行。執行槍決的地點正是龍華二十四烈士就義的地方。

至此，這份遲到了三十年的清算終于完成，李大釗等二十烈士的英靈終于可以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