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一制，再造臺灣——不宜再用“一國兩制”“九二共識”概念

作者：彭光謙（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理事長）

建國后，我們黨最早系統提出的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主席、周總理等提出的“一綱四目”。一綱：臺灣必須統一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四目：1，除外交統一于中央，其他臺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管理；2，如臺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補助；3，臺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尊重蔣的意見，與臺灣各界代表進行協商；4，雙方保證不做破壞對方的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

“一綱四目”充分反映了毛主席、周總理的博大胸懷、宏偉氣魄，超人膽識與杰出智慧。

這項政策是以兩岸都明確堅持“中國只有一個，萬無分立之理”的根本原則為前提，以兩岸均堅持“我是中人”的民族認同為條件，以堅決打擊“臺獨”分裂活動，堅決抵制帝國主義“劃峽而治”的陰謀為基礎的。兩岸盡管在其他一些政治理念上，有所不同，但在謀求國家完全統一的大義上是心靈相通的。這是“一綱四目”的核心價值所在。

遺憾的是，由于內外情勢的變化，以及兩岸主要領導人相繼辭世，這一方針最終未能落到實處。錯失了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

20世紀末，為了迎接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領導人有“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提法，并認為這一概念同時可用于新情況下臺灣問題的解決。事實上，“一國兩制”是“一綱四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延伸與應用，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一國兩制”的靈魂是“一國”。無論是歷史、文化、法理上，中國堂堂正正，屹立千載，沒有歧義。中國國家領土主權完整不容挑戰。在這個前提下，考慮到港澳地區因帝國主義的侵略，長期生活在西方殖民主義的奴役之下，被迫接受西方政治制度，使用西方語言文字語言，社會生活逐步西方化的現實，需要一個過渡、適應的過程，最終平穩實現全社會的完全融合。而且，即使在西方殖民主義統治期間，港澳同胞從未忘記自己是炎黃子孫，是中國大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員。即使是西方殖民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港澳是在人民無權，以及殖民主義的武力脅迫下“租借”的中國領土的事實。所以，港澳回歸是“回娘家”，不是國家身份的改變。港澳回歸后，在一個時期內采取不同于內地的生活方式，和具體制度是必要的，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的求實精神。

臺島與港澳情況不一樣。如果島內政治生態沒有發生顛覆性的惡變，如果臺獨分裂勢力不是那樣猖獗無忌，臺獨癌細胞沒有滲入到島內統治團伙的骨髓，“一個中國”的神圣原則沒有被踐踏，那么，“兩制”是可以適用于島內的。

問題是，自從李登輝為代表的臺獨分裂勢力，篡奪島內權柄數十年中，歇斯底里地推行賣臺禍國的分裂路線，要把祖國的寶島作為投名狀，獻給洋主子。尤其是自稱“臺獨金孫”的賴清德上臺后，變本加厲，喪心病狂地“反中、仇中、抗中、禍中”，鎮壓異己，魚肉百姓，鐵了心要把寶島臺島變成鼠窩狼窟，試圖再次讓臺灣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充當美國在西太平洋“不沉的航空母艦”、入侵中國的跳板、稱霸世界的前進基地。兩岸之間，主要問題，已經不是生活方式的差異，而是國家的根本認同發生了畸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國”不存，“兩制”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據。這是大是大非，不是小是小非，沒有調和的余地。對于臺島來說，下一步，臺灣收復后主要矛盾不是生活方式的適應問題，而是國家認同在島內重新確立的問題，是心靈的重塑與價值觀再造問題，是對臺獨癌細胞消殺與化療的問題。收復后的治理與改造，將比收復臺灣本身任務更艱巨，過程更曲折、道路更漫長。時移勢異，原來在“兩制”的框架下的政策設想已脫離島內的政治實際。固守成法，不知變通，將給民族復興大業帶來不應有的損失。因此，與時俱進，調整思路，以“一個中國原則”的確立為兩岸政策的主旨，勢在必行。變則通，通則久，才能所向披靡，無往不勝。

至于1992年，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言猶在耳，島內代表轉身就篡改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聲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試圖從政治墳場，找出早已走入歷史的概念，偷換鮮活的現實。這種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伎倆，除了暴露其無意統一，有心拖以待變的陰暗心理，騙不了任何人，徒增笑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