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7日凌晨三點,地拉那新館最隱蔽的南墻被撬開一條細縫,探照燈射入粉塵,微型金屬盒的冷光讓在場技術員倒吸一口涼氣——盒蓋印著醒目的“MADE?IN?CHINA”。沒人說話,短暫的寂靜里只聽得到探測儀的輕微滴答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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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回兩年前。1983年8月底,中國民航班機剛落地,郗照明還沒把國書遞上,阿爾巴尼亞禮賓司長就遞來一份措辭禮貌卻透著強硬的通知,要求“72小時內搬至已為貴方建設的新館”。話音剛落,有人悄悄觀察郗照明的表情。老外交官只答了八個字:“需回電國內,請示后定。”那一刻,雙方都明白,場面話背后已暗流涌動。
中阿友誼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蜜月到七十年代末的驟冷,經歷了完整的溫差。霍查政府先后同蘇聯、南斯拉夫鬧翻,對北京也逐漸心懷戒備。對內宣稱維護“馬列純潔性”,對外卻在情報戰線悄悄加碼,新館就是這場較量布下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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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址坐落在北部一條不起眼的支路,三層小樓外觀不起眼,卻用上了過分厚重的鋼筋混凝土;樓對面的灰色平頂房頂端安裝著信號指向天線,卻從不見有人出入。更詭異的是,建筑完工的具體資料連當地市政部門都查不到,仿佛憑空出現。郗照明心里有數,卻決定以拖字訣應付。他給北京拍了長密電,請求技術組赴阿,同時強調“不借用阿方任何勞務”。
拖延換來了十個月的整改。阿方走過場式維修,電線外露、管道滲水、地板霉斑仍舊比比皆是。更值得玩味的是,每逢中方人員抵達,新館附近總有一輛棕色伏爾加停在路邊,駕駛員戴帽低頭,看似等人實則耳朵時刻貼著車載無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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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初,國內終于派出六人安全小隊——兩名電訊專家、兩名建筑結構工程師、一名翻譯、一名警衛。小隊帶來最新便攜式諧振頻譜探測儀,對外自稱“暖通檢修組”。第一次排查從線路間隙開始,表面沒發現任何問題,第二輪改用深度穿墻監聽信號掃描,僅捕捉到幾條可疑反射。第三輪,凌晨作業,電源全斷,才在機要室墻體鋼筋網背后鎖定第一個金屬反射源。
“再切兩厘米。”周工壓低嗓音。墻面碎裂,一只長約6厘米的盒子被撬出,黑殼外包透明塑料膜,內部線路從墻體另一側延伸至地下通信管道。很快,會議室天花板、檔案室踢腳線、商務處窗框、警衛室吊頂相繼發現同款裝置,總計三十五枚。每一個都印著同樣的標識,好像生怕別人認不出“制造國”。
“誰干的?”助手低聲問。周工只回一句:“不用猜。”制造商標注本是為了掩人耳目,讓發現者誤判為“中方自裝”。然而電路板編號、晶體管批次全部對不上國內軍工廠數據,反倒與歐洲兩家情報供應商使用的序列吻合。至此,指向已足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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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很快通過駐羅馬尼亞使館送回北京。最高層定下基調:靜觀其變,絕不驚動對方,也不公開發難。操作層面,一面升級全館屏蔽設備,一面把拆下的竊聽器逐個編號封存,作為內部教材。國內給出的兩句批示堪稱經典:“針鋒相對,勿聲張;既然他們想聽,那就讓他們聽不到。”
阿方隨后動作頻繁。先是以“供電檢修”為由要求進館,被婉拒;接著邀請中方參加“文化周”,試探性緩和氣氛;再后來,地拉那市政府突然提出愿意協助使館周邊綠化。禮越送越多,卻始終沒人提“竊聽”二字。郗照明對外依舊和顏悅色,外交場合談笑風生,私下卻讓保衛干事把所有涉密談話移至自行部署的屏蔽室,連電話都改用跳頻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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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1986年后,中阿經貿、人文往來雖未明顯回暖,阿方對使館的干預卻肉眼可見地變少。內部數據顯示,使館周邊可疑車輛出現頻次從月均二十次降到不足五次;那棟屋頂裝天線的小樓,天線也悄然拆除。情報戰里,有時保持沉默比高聲指責更具殺傷力,對手永遠摸不清你到底掌握了多少底牌。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事件在外交部檔案中被歸入“海外駐館保密范例”,級別與當年某大國闖入我駐外機構事件并列。后來新任駐外大使臨行前都會被拉到保密教育室,觀看那臺探測儀滴答作響的錄像,背后墻上就擺著從地拉那帶回的三十五枚竊聽器,黑殼上“MADE?IN?CHINA”的白字依舊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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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阿爾巴尼亞終究沒能從這場暗戰里摘得任何有價值情報,反而在北京那里記下了一筆。外交無小事,技術與策略更無小事,“不吵、不鬧、不讓步”給后人留下了一套可復制的范本。如今回看那段電報、器材、密令交織的日子,唯一可以確信的,是一句當年流傳于駐外系統的話:“對外多微笑,對內多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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