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張仲景

河南南陽醫圣祠內的醫圣張仲景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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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下面一段文字：

“醫學這個行業，說大了可以為人民服務，說小了至少可以保證自己的健康。可是現在的很多讀書人，不愿意選擇這個行當，更愿意選擇那些能升官發財的專業，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混個出人頭地，享受榮華富貴。但是一旦這些人患上某些難以醫治的疾病，便四處求爺爺告奶奶，給那些根本治不好他們病的庸醫花大價錢，甚至燒香拜佛，求助如同巫婆神漢之類的所謂‘大師’，在這些人身上花了不少的錢，結果還是一命嗚呼！唉，這些人怎么就這么糊涂呢！為什么自己不去學習醫學，鉆研業務，而把自己最寶貴的健康和生命交給那些庸醫和騙子呢？”

初讀起來，好像一位現代醫生的牢騷，沒錯，寫這段話的人是位醫生，只不過不是現代人，他是距今1800多年的東漢時代的一位醫生，名字叫張仲景，上面這段話來自他為自己的名著《傷寒雜病論》寫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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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中醫學界，張仲景是無人不知的醫圣，但在東漢，他好像并不著名。《后漢書》中沒有他的傳記，關于他的確切史實，有一部分來自他的《傷寒雜病論?自序》，另一部分來自宋人轉引的唐代甘伯宗的《名醫錄》的一段簡短的記錄：“南陽人，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于同郡張伯祖（這句話張仲景自序中也有）。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淺面寡見者所能及。”

另有互聯網資料說，“經后人考證，他約生于東漢漢桓帝元嘉、永興年間（約公元150 ～ 154年），卒于建安末年（約公元215年 ～ 219年）。”余學也淺，不知是哪位“后人”根據什么資料考證出來的這個生卒年月。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關于張仲景的記述皆是杜撰。

這位被現代譽為醫圣的人物何以在官修正史中沒有傳記？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看一下在他之前那些在“正史”中留下傳記的名醫有什么特點。

在張仲景之前以及差不多同時代，在正史中 留下傳記的名醫共有三位，一位是戰國時期的扁鵲，一位是西漢時的淳于意（即倉公），還有一位是比他可能略晚些的華佗。

司馬遷在《史記》中專門為扁鵲和淳于意作傳，讓后人知道了這兩個人的事跡。司馬遷之所以給這兩個人作傳，主要是感慨這兩個人的命運，在司馬遷的筆下，這兩個人都身懷起死回生的絕技，但因才見妒，扁鵲被秦國的太醫嫉妒而殺，淳于意要不是因為有位聰明的女兒緹縈，寧肯沒身為官奴而給漢文帝上書，也會冤死獄中的。淳于意是位名醫，給一些諸侯王治過病，也因某種原因不給某些人治病，積了一些仇家，這些人不知找了個什么樣的機會，抓住了他的把柄，把他下入獄中，他的女兒緹縈給漢文帝上書，寧肯自己賣身為官奴，也要救父親出來，讓他繼續去行醫救人。漢文帝被感動了，親自過問此事，讓淳于意把治好過哪些人、沒治好哪些人、都是什么原因，寫個匯報給他，淳于意遵旨，寫了24個案例匯報上去，句句實話，漢文帝比較滿意，將其釋放。司馬遷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記錄下了這24個案例，后來有些醫學史的書上將這些記錄稱為中國最早的“病歷”，其實那不是病歷，只是“犯罪嫌疑人”的一份“交待材料”而已。

太史公偉大，他是把扁鵲、淳于意當作醫生來寫的，在他們的傳記中，那些“起死回生”的醫學案例按現代醫學邏輯，都是可以理解的。用扁鵲自己的話說，“我并不能使死人復活，我只是讓那些病不至死的人恢復健康而已”。扁鵲還通過司馬遷之筆留下了一句話：信巫不醫者，不治！這說明，扁鵲這些醫生有著充分的理性自覺，明確指出醫生與騙人的巫師不是一種人！

寫后漢書的范曄就不那么清明了，他雖然也給名醫華佗寫了一小段傳記，但是卻把華佗列入《方術列傳》中，與那些算卦驅鬼的巫師如費長房者流視為同一類人，可見東漢末年之后的時風已醫巫不分了。

上述三位名醫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都有所謂“起死回生”的絕技案例；二、命運起伏較大（華佗死于曹操之手，其故事流傳至廣，可謂家喻戶曉，故本文不多贅言），都有故事。

以此相比，《后漢書》未給張仲景作傳，可能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他的臨床醫技平平，沒有留下可以當作神話傳說的起死回生絕技。按張仲景自己的說法，他大概只弄懂了導致疾病的一半原因，筆者推測在他的醫學臨床實踐中，治好的人和沒治好的人也各占一半，這應該是個正常的醫學實踐過程，他沒把那些治好的病例去放大宣傳，忽悠別人，所以在當時算不上名醫；二是他的為官政績也平平，沒留下什么顯赫的政績工程；三是其日常生活也平平，沒有什么因妒見殺的悲愴遭遇，沒有什么可作為市井巷議談資的故事。筆者推測：張仲景就是一位埋頭實干、鉆研業務的普通醫生，他的偉大之處在于，以清明的理性精神，記錄下了自己行醫的研究心得，他既記錄了成功的病例與方劑，也記錄下了對那些臨床失敗的思考與追問。

歷史，沒有給他留下傳記；但他給歷史留下了一部醫學名著——《傷寒雜病論》。

河南南陽醫圣祠：醫圣祠，是東漢醫學家張仲景的祠墓所在地，位于河南省南陽市城東溫涼河畔，其座北朝南，占地約17畝。始建年代無確考，后經明、清多次擴建，解放后，又曾多次修葺。現大門為仿漢建筑，一對子母闕聳立門前。其內建筑計有大殿、東西偏殿、過殿、拜殿、仲景墓、春臺亭、秋風閣、行方齋、智圓齋、仁術館、廣濟館、仲圣堂、壽膳堂、山門、六角亭、醫圣井、荷花池、歷代名醫塑像、東西碑廊等。館藏器具文物104件（套），古籍書刊文獻1萬余冊。醫圣祠1988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被授予國家AAA級旅游景區。2008年被授予全國中醫藥文化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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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張仲景本人一樣，他的《傷寒雜病論》在東漢時期并不著名，真正使這部著作受到重視的是比他晚約100年的西晉太醫令王叔和，他根據當時能搜集到的資料，進行編輯，這才形成了后人能看到的文本《傷寒論》。不過有后來的學者認為，王叔和在此書中加入了自己的幾篇文章，比如卷一的《辨脈論》《平脈法》兩篇文章。在宋代，對《傷寒論》的研究蔚為大觀，而且出現了另一本據說也是張仲景所著的醫書《金匱要略》。現代學者多數認為，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王叔和整理的《傷寒論》，一部分是宋代出現的《金匱要略》。

依筆者之淺見，現今流傳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文本固然有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留下的文獻底子，但多少可能已摻入了整理者自己的內容，但這無礙大局，因為這些整理者所用的術語和理解問題的思路與張仲景原始文本所用的術語與思路相差不遠。所以，我寧肯把所謂王叔和摻入的“偽文”也當作張仲景的作品看待，因為實在已無從辨析清楚了。

河南南陽醫圣祠內的仲景墓：張仲景為河南南陽人，死后也葬于南陽。醫圣祠大門內十米許為張仲景墓，其墓原為磚石結構，上建墓亭，經多次修葺，墓旁立有晉咸和五年（公元3 3 0年）《漢長沙太守醫圣張仲景墓》碑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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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并非中醫出身，自然無資格去辨析《傷寒雜病論》中每條內容的醫學意義。在這里只想提出一個問題：該如何對待張仲景留下的這部醫學著作？這個問題進一步深化，就是：該如何對待祖國的中醫學遺產？

提出第一個問題，是有感于很多現在的通俗讀物中，對《傷寒雜病論》的非科學的評價，將其視為一部神妙莫測的“圣書”，更有甚者，有些專業的醫生，也將此書當作如同佛經一樣，需要“焚香盥手”、凝神細讀的經典，甚至還出版了《 <傷寒雜病< pan>論>大字誦讀本》。我覺得這不是對待科學著作應有的態度。

提出第二個問題是因為我們對中醫關注已久，有關中醫的一切爭論使我們必須回答如何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祖國醫學遺產這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長沙市湖南省中醫院處的張仲景像：圖片拍攝于位于今湖南省長沙市蔡鍔北路的湖南省中醫院（湖南省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院內。張仲景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曾出任長沙太守，任期內值長沙瘟疫漫行，乃坐堂行醫，為民治病，拯救眾多百姓。長沙百姓為了紀念張仲景，于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建張仲景祠，又名張公祠，清嘉慶二年重修。民國時這里亦辦過育英小學，抗戰時毀。1947年，長沙中醫界曾捐款重建新祠三間，改名仲景堂，后因修馬路，祠又廢棄。目前，此處僅剩一座石碑，上刻張仲景頭像及其祠故址簡介。左圖為石碑上的張仲景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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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切偉大的科學著作一樣，《傷寒雜病論》是一部真理與謬誤并存的醫學專著，它所揭示出的閃爍著偉大智慧光芒的真理性內容至今仍有巨大的價值，它所記錄的現代醫學理性無法證實的案例很可能是重要的謬誤，但無論如何，它所提出的問題其有重大的醫學意義，無論是朝著其真理性方向的突進，還是對其謬誤的分析糾正，均將對現代醫學的發展產生重要的作用。

試舉一例，《金匱要略》中第一篇就疾病原因有一段精彩的論述：“千般疢（chèn）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

當初讀到此段話，筆者感到震撼異常，覺得張仲景已經說出了人類疾病的所有原因，而現代醫學基本上是建立在第三條原因上的（如果我們把細菌、病毒這種微生物也理解為“蟲獸”的話），一部分是建立在第二條原因基礎上的，如對心腦血管疾病的解釋和認識。但對于第一條原因至今尚未觸及，而且就第一條原因和第二條原因間可能存在的關聯也缺少追問。比如，張仲景所提出的血脈壅塞不通的疾病常見的有中風，即腦血管出血，現代醫學證明高血壓與環境溫度有關，所以說，張仲景說的“外皮膚所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腦出血與“經絡受邪”的關系則在現代醫學中缺少解釋，因為對“經絡”是什么還沒有符合現代科學理念的認識。

中國古代的醫生們大多數對《傷寒雜病論》是持科學的態度的，筆者讀到過南京中醫學院《傷寒論譯釋》一書（此書為現代《傷寒論》的經典解釋版本，已出版到第四版）中就援引了大量古代名醫對《傷寒論》的理解與認識，有經過研究后的認同，也有經過分析后的不認同，是真正的學術探討。但是，所有的評論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都基于所謂“中醫的理論”來分析問題的，都用的是“陰、陽”“太陽、少陽”之類的沒經過現代科學理論解釋的基本概念，所以，對《傷寒雜病論》中經方療效的認識沒有取得根本的突破，也就是說對張仲景原著中的說法無論是贊同還是不贊同，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人家本來就說了自己對錯參半，你發現其對或錯，也還只是在人家原來的認識水平上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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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巫術傳統向來很盛，以至于在漢末，官方史家甚至把醫生當做巫師，以至于在現代仍有張悟本、王林之類的“大師”吸引政商學各界名流“拜山”。張仲景所記載的漢代那些給庸醫、巫師花大錢治病的現象，今天不依然大量存在嗎？

中國的巫術傳統至今依然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科學精神還沒有戰勝迷信傳統，尤其是中醫學，由于中國傳統醫學所使用的語言符號系統（如陰陽、五行、氣血之類的），與巫師（包括卦師、陰陽先生、風水大師、氣功大師等基本上都是屬于巫師）所使用的符號是同一個系統，被稱作是傳統中醫理論基礎的陰陽五行學說與被巫師們用來騙錢的陰陽八卦學說粘連在一起。由于在符號系統上的醫巫不分，導致人們在思想認識上的巫醫不分：醫技之高者，被巫術化為“神”“仙”；而醫術尚難以救治之病則被寄希望于自稱能與“神仙”“上天”相通的巫師了。

要深入理解這個問題，得從中醫的起源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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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是怎樣起源的？如今已無法見到系統完整的記錄，我們只能以經驗科學的理性精神，借助今天所掌握的考古和文獻資料，對這個起源過程做出合理的推測。

一切都起源于人的感覺！

先是一些人病了，他們知道自己病了的原因是因為感受到了痛苦，比如頭痛、胃痛等，他們便向身邊的一些親友求助，一些熱心的親友便去傾聽他們的哭訴，觀察他們身體上出現的變化，采取措施幫他們減輕痛苦，比如用手幫他們按摩頭部、用裝滿熱水的陶罐溫暖他們的腹部等，久而久之，這些熱心幫助別人減輕痛苦的人就成了醫生。

中國最早的醫生們開動了自己全部的感覺器官去觀察、診斷病人，所謂“望、聞、切、問”便是充分調動了人的視覺、嗅覺、觸覺、聽覺等一切感知器官，去獲取病人的信息。在這個過程中，對于“觸覺”的運用尤其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發展出深沉博大的“脈診”之學和幾近神妙的經絡針灸之學。他們僅憑對人手腕上小小一段橈動脈“寸、關、尺”的律動感受，區分出幾十、上百種不同的“脈象”，診斷出無數的疾病。而根據全身各部分酸、麻、痛、癢的感覺，在一次次用砭石、細針、艾熏的刺激來緩解其痛苦的過程中，積累了系統的經絡分布圖和刺激方法，這就是針灸之學。

治療技術也是靠感覺發展起來的，上面所說的針灸技術就是在診斷的過程中同步發展起的，而藥方治療技術也是同樣的道理，那些初民社會的醫生們可能是發現了某種芳香植物（如細辛）可以“通氣”，減輕頭痛的癥狀，發現某種植物能引起腹瀉、減輕腹脹的痛苦（如大黃），日積月累，發展出越來越多的方劑。（參見資料鏈接：《細辛、大黃簡介》）

先民中那些偉大的醫生們，是把自己感覺器官的效能發揮到極致的仁者，他們覺得光憑聽和看，還不足以體會到患者的感覺，別人說他頭痛、肚子痛，畢竟不是自己頭痛、肚子痛，到底是怎么個痛法兒？痛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外來方法才能緩解？緩解時又有什么感覺？只有自己也相同地“痛”上一把，才能理解病人的感覺。于是，這些醫生們便以自己的身體作為實驗品以獲得和病人一樣的痛苦感覺，他們可能也去故意經受風寒，染病后獲得和病人一樣的痛苦，再嘗試用各種方法消除這種痛苦，在自己身上試驗成功了，再施用到別的病人身上。這絕對不是想象，不僅古書中有神農氏嘗百草最后竟因嘗食狼毒草而中毒死亡的記錄，每一位真正的中國醫生幾乎都嘗過自己配置的草藥，直到現在，每位中醫學院的學生在學習針灸時，也都要經過在自己身上扎針的訓練過程。這，也是中醫的偉大傳統之一。

當然，他們也不是只憑感覺治病，在調動全部感覺器官獲得信息后，他們的理性也在同步進行著工作：他們把疾病按痛苦類型和強弱進行分類，把解除痛苦的方法（如是藥、是石、是針，是何種藥何種針法）進行分類，逐漸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記錄，并以醫書和藥書等方式流傳下來，建立起了初步的醫學知識體系。

人的感覺能力是有差別的，有人敏感豐富，有人遲鈍單調，感覺能力敏感豐富的人所獲得信息多且細膩，而感覺遲鈍的人不僅獲得的信息少，甚至有時就獲得不了信息。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也是有差別的，對于前輩們留下的知識的理解能力不同，有的能理解到其精神實質，有的只是將其當作教條而泥古不化。這些差別導致了良醫與庸醫的差別：良醫是那種感覺器官發達、感覺能力超強、又悟性超高的人；而庸醫是那些感覺能力弱、理解能力也差的人。良醫靠感覺治病，庸醫靠教條治病，而且庸醫多于良醫。

中國古代的醫生要面對兩個敵人，一個是巫師，一個是庸醫。巫師以天道神鬼之說，麻醉人們的精神，使其抱著希望（或幻想）死去；庸醫則以教條之法，止于所謂不治之癥之前，讓人在絕望中放棄生命。對于這些，張仲景在書中自序中都有明確的評論。

至今依然如此：現代醫學所面臨的敵人仍是巫師與庸醫！

醫生們要把感覺到的東西表達出來，就必須借助一定的語言和文字這些人類表達、記錄信息的符號系統。這種符號系統必須是人們之間通用的、人們約定俗成的語言文字系統。其受社會文化、普通民眾的認識水平和普遍思維習慣的影響，遠大于某一專業知識研究者的影響。但是，這種通用的語言對于某一專業的研究人員（如醫生）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他們一定要發明出一部分只屬于自己的術語，表達自己獨特的感覺，比如中醫在號脈時所感受到的“大、浮、數、動、滑”和“沉、澀、弱、弦、微”等脈搏跳動的感覺，就是一般人（甚至包括很大一部分雖受到訓練，但先天感受能力較弱的中醫）所無法感受的，因而就是一種獨特的術語。醫生們還要把他們經過理性思考、分析、歸納的病例間的共性，用這種語言符號系統記錄下來，以便與更多的醫生和患者交流，這些對某些抽象特征歸納的語言文字符號，就有了更多的也更容易引起歧義的內含。

中國的醫學起源很早，大約自有人類起便開始出現，考古學發現，在新石器時期（距今6000 ～ 7000年以前或更早）就出現了砭石，青銅時代就有砭針。而關于醫學專業的語言，也起源很早，并且各個時代有不同的特點，比如針灸技術可能在青銅器時代即商代就已經較為成熟，指導這種技術的經絡學說也應同時出現。在秦漢以前，各國、各地的醫生均有各自的符號系統，隨著秦漢的政治統一，特別是漢代才完成的文化統一，出現了全國統一的文字符號，語言也趨于統一，至少能對同一個字發出相近的、可以互相理解的語音。在漢代完成的文化統一中，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的陰陽五行學說、道家學說、儒家學說，成為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模式，并造就出一種強大的話語霸權，這時的醫生們不得不使用這種霸權話語，來表達、記錄自己的感覺與思想。漢代長期的統一與和平生活將這種話語系統進一步強化和固化，醫生們著書立說時，只能用這種話語體系作為表達符號，于是，陰陽、五行學說和道家、儒家的語言符號系統便成了醫學的語言符號系統：陰陽、五行學說中的名詞成為對疾病癥狀指示的名詞，其間的關系也成了分析疾病原因關系的范型；而君臣關系被借入藥物學的配位中，以區別一付方劑中各味藥劑量的大小，現代人就把這種符號系統稱之為“中醫理論”。

實際上，陰陽五行學說和道家、儒家學說等，起源均比醫學要晚，它們之所以在漢代的文化統一中，成為霸權話語，更多的原因是符合普通人的思維習慣，更能滿足全體人口間的思維溝通需要，是各色人等（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平民百姓；無論是精研學術的學者，還是混跡江湖的騙子）都能使用的通用符號系統，對這一符號系統的使用，使得早期各有專業語言的醫學成為一種影響更為廣泛的“普世性”的通用學說，但同時也陷入了與巫師語言混雜在一起的尷尬境界。

中國醫學史上公認，漢代是“中醫理論”的成熟期，《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均出現或定型于這一時期，而后世中醫所使用的基本術語和分析框架也全部是這一時期的醫書中出現的。

然而筆者認為：漢代的所謂“中醫理論”的成熟，只不過是對一種統一的話語模式的確立過程，是大一統文化形成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本質上講，很難說“陰陽、五行”學說是中醫的基礎理論，它們僅僅是個表意的符號，而不是什么解釋因果關系的思維基礎，將陰陽五行學說當作所謂“中醫理論”乃是現代世界的一個重大誤解，這一誤解嚴重地阻礙著中醫的發展，中醫之所以沒有能發展成現代科學與這種誤解有重要的關系。中醫要想成為現代醫學，首先要突破的就是這種觀念，只有放棄那些古老過時、醫巫不辨的話語模式，中醫所蘊藏的偉大智慧才能以其本真的面貌顯示出來，才能為今天的人們所理解。

當然，陰陽五行學說之所以能被醫生們使用，也與這種學說及其語言的起源有關，它們與醫學的起源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也起源于感覺，比如陰、陽原起源于山坡朝著太陽的一面為陽，背著陽光的一面為陰，引申出來，陽也代表著熱、溫暖，陰代表著冷、濕寒，再引申下去，陽代表著強大，陰代表著弱小……等等。這種感覺是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而其詞義又可無限引申下去，可以為各色人等所用。

醫生們最早對疾病的歸納可能是根據冷熱來劃分的，比如感冒時口干咽痛、身體發燒，他們把這稱為熱病；而著涼時腹脹、肚子感覺冷，稱為寒病，但當陰陽學說流行起來時，他們覺得，陽、陰也可以表達這種感覺，于是便把這兩種病稱為陽癥和陰癥，又根據冷熱的程度不同分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等類型，這便是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辨太陽病脈》《辨少陽病脈》《辨太陰病脈》諸篇名稱的由來。實際上，醫生使用“陰”“陽”這類術語只是表達一種感覺，并不具有先驗的真理意義，與陰陽先生唬人時的演繹更無關系。只要能理解其含義，完全可以用另一種符號系統來表達。

本節的核心意思是說，中國醫學的起源遠早于今日被奉為“中醫理論”的陰陽五行學說，它從來也沒有形成所謂“理論”，陰陽五行學說只是醫學在政治文化發展史上的某個階段所采用的符號系統，將陰陽五行學說、包括被陰陽五行學說改造過的經絡學說視作中醫的基礎理論是個重大的誤解，只有識破這種誤解，才能進入到正確理解《傷寒雜病論》的思維狀態。

如果非要說中醫的“理論”，那么也就是以感覺為核心的了解病人信息的思維方式，這一點，不僅需要繼承，而且應在現代科學的基礎上大大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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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的命運取決于療效。

西方的醫學在早期階段，也如同中國一樣，是靠感覺起家的，但經過科學革命之后，特別是解剖學和微生物學的出現，給西方醫學提供了全新的生理、病理解釋基礎，他們便放棄了早期的感覺傳統。而基于解剖學的外科手術技術的發展，和基于微生物學的抗生素技術的發展，使得他們能對一些明確其原因的疾病如感染性腹瀉、腫瘤等進行批量式復制式的治療，治療準確率大幅度提高，幾乎為百分之百，這種療效上的勝利伴隨著西方列強征服世界的政治過程成為全球性的普適性學說，所謂“西醫”這種知識體系又成為新的“霸權話語”。

在西醫幾乎百分之百的療效奇跡沖擊下，傳統中醫百分之五十的療效相形見絀，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自從20世紀以來，已出現過兩次大的要“消滅中醫”的思潮，每次都是打著“科學”的名義。（參見本期李海陽：《二十世紀以來有關中醫的爭論》）

但事實上，“西醫”也只是人類醫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階段而已，就其本身的科學價值而言，并未全面超過所謂“中醫”。以療效來論，西醫對其明白原因的疾病的療效或許可達到百分之百，但對其尚不明白原因的疾病療效為零；而中醫事實上對一切疾病的原因都半明半白，因此對一切疾病的療效都有那么一點兒，高的有個百分之六七十，低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一、二。由于人類不知其原因的疾病遠遠多于知其原因的疾病，所以，如果從人類疾病的總量上來看，“中醫”的療效并不見得少于“西醫”。

其實，“中醫”“西醫”都是人類醫學的一部分，只不過受不同地域文化和歷史條件的影響，他們各有思考問題的方式和表達思維的語言而已。而醫學的發展，要在各種思想互相碰撞交流后，才能取得新的進步，不僅“中醫”要發展，“西醫”也得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之所以今天有些人認為“中醫”已經落后了，應該廢除之，那并不因為“中醫”落后，而是現在的“西醫”還不夠發達，還沒有發展到能理解“中醫”的地步，只有西醫再發展一步，發展出有效的理解中醫的思想和技術工具，中醫所蘊含的偉大智慧便會創造出更準確、更高的療效，未來的醫學一定是在中西醫重新融合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新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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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個具體的例子，張仲景《傷寒論》第一卷第一篇《辨脈法》第一條如下：

“問曰：脈有陰陽，何謂也？

答曰：凡脈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脈沉、澀、弱、弦、微，此名陰也。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

南京中醫藥大學編著的《傷寒論譯釋》一書對此段文字的現代語譯為：

“脈象有陰脈、陽脈之分，有什么意義呢？答：凡是脈象大、浮、數、動、滑的，這就叫做陽脈；凡是脈象沉、澀、弱、弦、微的，這叫陰脈。大凡陰性病癥，出現陽脈的，預后良好；大凡陽性病癥，出現陰脈的，預后不良。”

該書還接受了宋代名醫成無已引入的一個概念“平脈”，即“陽道常繞，大、浮、數、動、滑五者，比之平脈也有余，故謂陽；陰道常乏，沉、澀、弱、弦、微五者，比之平脈不及，故謂之陰。”所謂“平脈”就是正常的脈象，而無論陽脈還是陰脈，均是有病后的脈象，故稱之為病脈。

現代名中醫胡希恕對這些脈象有更為細致的解釋，但引入了更多的脈象概念，比如他說“浮和沉，這是來自脈動的淺深。若脈動的位置較平脈淺浮于外者，即謂為浮，若脈動的位置較平脈深沉于內者，即謂為沉。故浮屬太過，沉屬不及。”“若脈管上下，較之平脈強直有力者，如琴弦新張，即謂之弦；反之，若脈管上下，較之平脈松弛無力者，如琴弦松弛未張緊，即謂為弱。故弦屬太過，弱屬不及。”按胡先生的解釋，弦脈屬太過，那應為“陽脈”，可張仲景原著中卻把弦脈和弱脈均歸為“陰脈”之中。此公之論與《傷寒雜病論》之原文多有分歧，其分歧的性質大率如此。胡先生最讓人忍俊不住的地方是對“平脈”的解釋：“ 如平脈：不浮不沉，不弦不弱 ”，等等。其可笑之處在于已完全沒有了確切的意義，“不浮不沉”是脈完全不動了呢？還是某一個強度狀態呢？我認為這種似是而非的言論，已經沒有什么人能把握得了了。

筆者認為，后來學者對這段經文的解釋，都因為過于拘于原文的語言文字系統而陷入不可把握的混亂狀態，而這種混亂既與張仲景原來所使用的“陰陽”這些符號系統有關，也與人的主觀感受的豐富以及不可通約性有關。依筆者的理解，張仲景的原文可以意譯為：“凡是強勁有力、均勻正常的脈象就叫陽脈；凡是虛弱無力、凌亂不穩的脈象就是陰脈。有些病情表面看起來嚴重，但如果脈搏跳動有力正常者，也會沒有大礙；而有些病情表面看起來不嚴重，但脈搏已散亂無力了，這就可能治不好了。” 至于原文中所說的“大、浮、數、動、滑、沉、澀、弱、弦、微”等等，因為只是當時醫者的個人感受，除其本人之外，沒有人能知道具體是一種什么感覺，我們只要明白，他對人類脈搏跳動的狀態有各種不同的、極為豐富的感受就行了，沒必要一字一句地去硬對，那永遠也對不明白。在我的理解中，沒有所謂“平脈”的概念，我認為，只有正常與不正常的脈象，正常的脈象就是陽脈，或直接譯成“健康的脈象”即可；而不正常的、患了病的人的脈象就是陰脈，這更符合張仲景本人的原意。主觀設定一個“平脈”作為正常的脈動的標準，看似聰明，符合所謂陰陽平衡的想象中的道理，但實際上把問題搞亂了。其亂之一是把病脈所存在的豐富的信息教條化地分為“陰、陽”兩大類，其實一個人只能分為有病和沒病兩種狀態，不存在陽病、陰病、無病三種狀態，陰病、陽病都是病，僅是程度不同而已，不是一種獨立的狀態，還不如譯為大病、小病。誠然，以脈搏跳動的頻率為例，有個大致標準的正常速度，如每分鐘60下，過快或過慢都可能是生病了的反應，但過快、過慢可能與多種疾病相關聯，不能說過慢都是“陰盛”之病啊！傳統中醫在這方面的爭論極多，根本也爭不清楚。其亂之二在于“不沉不浮”“不弱不弦”這種東西根本無法把握，在實際臨床中只能是各說各話。

由此我覺得，正確理解張仲景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充分理解“陰”“陽”這兩個詞的多義性，他在不同的地方賦予這兩個詞不同的意思，沒有一個貫通全書的確定不變的意思，我們只要真正理解了他在那個具體的段落中想表達的是什么意思就行了，沒有必要以某一個意思強行生硬地解釋全書。同時，我們必須以符合現代科學邏輯的語言來描述張仲景的本意，放棄那些已根本無法理解的詞匯，比如關于脈搏跳動的狀態與信息，就完全可以以現代科學用傳感器探測到的壓力、強度、頻率、聲音等信息的解釋方式，來重新認識中醫的脈學。

其實，古代的西醫也曾經以號脈為診斷手段，但后來，他們發現號脈所能獲得的主要是頻率與壓力信息，而脈動的頻率來自心臟的跳動，于是，發明出來聽診器，直接去聽心跳的頻率，這樣更清晰準確（聽診器實際上是探測聲音信號的簡單設備，又衍生出聽肺呼吸聲、聽胃腸內氣體變化聲音等多種功能）；發明出血壓計去測脈搏跳動傳遞出的壓力信號，便可診斷出高壓還是低血壓等癥狀。當時的傳感器技術不發達，沒有發展出更多的檢測設備，到后來，又發展出了X光、核磁共振以及檢測血液等一系列檢測手段，西醫就徹底放棄了號脈（即對橈動脈信息的檢測與分析）工作。中國古代醫生們積累了大量的對橈動脈跳動信息的感覺和分析資料，但因其語言的無法通約性（既無法為別人所感知理解），沒有可以大規模、標準化復制的辦法。但是，橈動脈跳動傳遞出了復雜的身體信息當是不爭之事實，我們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如聲吶、溫度傳感器等諸多手段，發展出能檢測辨別出脈動所傳遞出的更多信息的專業診脈設備，這樣便可以充分開發利用傳統脈學積累下的經驗材料，并極大地提高診斷效率，減少診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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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篇文章的核心意思是要以科學的態度、而不是迷信的態度對待張仲景，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中國古代醫學留給我們的偉大遺產。

如何在中醫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現代醫學、而不是簡單的中西醫結合，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這里，我們只是剛剛開了個頭，未來我們還將有更加深入、集中、系統地研究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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