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連接與戰時數字情報人員

2025年7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與瑞典國防大學聯合發布報告《數字連接與戰時數字情報人員》（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Digital Informants in War）。報告深入探討了數字技術對現代戰爭形態的深刻影響。報告指出，互聯網與智能手機等數字連接技術已全面滲透現代沖突地區，顯著提升了平民在戰爭中作為“數字線人”的能力，進而對傳統戰爭倫理、國際人道法及軍事行動策略提出嚴峻挑戰。報告系統分析了數字連接如何重塑平民參與戰爭的方式，探討了其帶來的法律、倫理與政策困境，并提出了國家與武裝部隊應對這一新型威脅的系統性路徑。啟元洞見編譯該報告主要內容，旨在為讀者提供參考。

一、數字技術重塑現代戰爭格局

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間，全球經歷了數字連接的革命性變革。互聯網的普及、移動通信技術的飛躍以及智能手機的大規模應用，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的聯系方式。這種變革同樣深刻影響著現代戰爭的面貌。沖突地區不再是與世隔絕的信息孤島，而是通過各種數字設備與全球網絡保持密切聯系的信息節點。這種數字聯通性為軍事行動帶來了雙重影響，一方面為作戰部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情報獲取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平民群體獲得了直接參與軍事行動的技術手段。

數字通信技術尤其是智能手機的普及，極大增強了沖突地區平民的信息獲取與傳播能力。任何擁有智能手機的平民都可能近乎實時地向軍事單位提供包括照片、視頻、地理位置等目標數據，從而直接參與軍事打擊鏈條。這種能力遠超傳統戰爭中平民通過口頭傳遞信息的方式，其提供的數據更具可信性、時效性與精確性，能更高效地整合至軍事決策與殺傷鏈中。從某種意義上說，數字技術正在消解傳統戰爭中戰斗人員與平民之間的明確界限，創造了一種新型的戰爭參與模式。

二、數字線人的能力提升與威脅升級

數字連接不僅提升了平民的信息貢獻能力，也顯著降低了其參與沖突的門檻。在傳統戰爭模式下，平民需要通過物理勞動或直接行動參與戰爭，而數字技術使其無需親身涉險即可完成情報收集與傳遞任務。這種“無形參與”正在改變戰爭的本質，迫使軍事與法律界重新審視“參與敵對行動”的定義及其對平民保護的影響。

具體而言，數字線人的能力提升表現在三個維度。首先是情報收集能力的高精度化。現代智能手機配備的高清攝像頭、多模定位系統和高速數據傳輸功能，使平民能夠采集專業級的情報信息。其次是情報傳遞的實時化。通過移動網絡和衛星通信，情報可以在秒級時間內傳遞至數千公里外的軍事指揮中心。最后是情報處理的系統化。許多軍事組織已經開發了專門接收和處理平民情報的數字平臺，實現了從情報采集到軍事行動的無縫銜接。

這種能力提升也意味著威脅性質的轉變。傳統意義上的線人活動往往是個別行為，而數字技術使線人活動呈現網絡化、分布式特征。一個軍事目標可能同時被多個互不相識的平民觀察并報告，形成了一種“眾包式”的情報收集模式。這不僅提高了情報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加了防范的難度。

三、國際人道法面臨的時代挑戰

數字連接對國際人道法與戰爭倫理構成了深刻沖擊。傳統法律框架中，平民是否“直接參與敵對行動”是判斷其是否喪失免受攻擊保護的關鍵標準。然而，上傳一張照片、分享一個位置標簽等數字行為，雖在物理上無害，卻可能對軍事行動產生重大影響，甚至直接導致攻擊發生。這種新型參與方式對建立在物理傷害基礎上的傳統法律框架提出了嚴峻挑戰。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等機構嘗試以限制性方式解釋數字參與的可受攻擊性。在2023年10月的一份報告中，ICRC承認數字參與可能構成直接參與敵對行動，但同時主張采取盡可能限制性的解釋標準。該機構認為，一名平民將目標信息上傳給敵方部隊，僅在該信息被直接用于攻擊時，并且即使在那時，也僅在發送信息所需的大約一兩秒時間內，該平民才可受攻擊。這種解釋雖然在理論上維護了平民保護原則，但在實戰環境中卻面臨操作性的困境。

另一方面，若采取更寬泛的解釋，則可能將幾乎所有具備數字能力的平民都視作合法軍事目標。例如，開源情報（OSINT）研究者通過公開數據定位軍事設施，其行為雖不直接涉及武力，卻可能對戰略目標造成實質性影響。這種解釋顯然會極大擴大傷害范圍，違背國際人道法保護平民的基本原則。數字連接因此使國際人道法陷入兩難境地，過于嚴格的解釋可能使軍事單位處于不利地位，而過寬的解釋則可能導致平民保護的崩潰。

四、數字戰場環境的現實影響

數字線人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戰場環境。武裝部隊不再能假定平民是中立的旁觀者；相反，任何平民都可能正在實時向敵方傳遞己方位置與行動信息。這種威脅尤其在城市戰、反叛亂行動和非對稱沖突中更為顯著。士兵們不得不在執行任務時時刻警惕每一個持智能手機的平民，這種心理壓力和行為約束對軍事行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具體而言，數字戰場環境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首先是作戰節奏的加速。實時情報傳遞使軍事行動的速度大大加快，決策時間被壓縮到極致。其次是作戰范圍的擴展。數字連接使后方平民也能直接參與前線作戰，模糊了前線與后方的傳統界限。最后是作戰方式的變化。軍隊需要開發新的反制措施來應對數字線人的威脅，包括電子對抗、網絡阻斷和信息欺騙等多種手段。

現實案例充分說明了這種影響。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中，烏政府通過數字平臺整合平民報告機制，開發了專門的應用程序讓民眾可以上傳俄軍動向信息。這種做法雖提升了情報獲取效率，卻也使得參與報告的平民難以保持中立，進而面臨更高的報復風險。類似地，在反恐行動中，恐怖組織也利用社交媒體和加密通信應用招募線人、收集情報，形成了與傳統軍隊相抗衡的情報網絡。

五、政策框架與軍事適應策略

面對數字線人帶來的挑戰，國家和武裝部隊需要建立系統性的應對框架，包括以下幾個關鍵層面：

（一）修訂交戰規則與培訓體系

武裝部隊需全面更新其交戰規則（ROE），明確數字環境下平民行為的法律地位與軍事應對原則。訓練內容應納入數字線人識別、情報評估與反應程序，提升士兵在高度不確定環境中的決策能力。特別需要加強針對中級指揮官的培訓，使其能夠在復雜環境下準確判斷形勢，既保護部隊安全，又遵守國際法規定。

（二）規范國家與平民的信息互動方式

國家應審慎設計軍民信息交互平臺，避免將平民推向直接參與沖突的境地。政府若通過通用數字服務（如政務APP）集成情報報告功能，需明確其法律與倫理邊界，防止變相強制平民參與軍事行動。同時應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機制，確保參與信息提供的平民得到應有的保護和補償。

（三）推動國際共識與法律適應

國際社會應加快對數字參與行為的法律界定工作，在聯合國框架下開展多邊對話，明確何種數字行為構成“直接參與敵對行動”，并在國際人道法框架下達成共識。同時，人工智能目標識別系統的開發與應用也需符合倫理與法律標準，建立相應的審查和監督機制，避免濫用或誤判。

（四）強化數據倫理與平臺責任

數字平臺與政府需共同承擔責任，防止其服務被用于軍事目的。平臺應加強內容審核與地理數據保護，政府則應限制在沖突中使用民用數據用于攻擊目的。同時需要建立跨國合作機制，共同應對數字技術被濫用帶來的安全挑戰。

（五）發展技術反制與防護能力

軍事單位需要配備先進的技術裝備來應對數字線人的威脅，包括信號屏蔽設備、位置信息偽裝系統和反偵察裝備等。同時應加強網絡安全防護，防止敵方通過數字渠道獲取己方情報。這些技術措施需要與傳統的戰術戰法相結合，形成全方位的防護體系。

六、未來趨勢與深遠影響

數字連接不僅改變了戰爭的手段，更深刻改變了其參與者與規則。隨著5G、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數字線人的能力還將進一步提升。未來可能出現完全自動化的情報收集系統，由人工智能算法自動識別和報告軍事目標，這將進一步模糊人與機器、戰斗人員與平民之間的界限。

同時，數字技術也在改變戰爭的社會認知和道德觀念。通過社交媒體的實時傳播，戰爭變得更加“可視化”和“可體驗”，這不僅影響公眾對戰爭的態度，也可能改變政治決策的過程。數字連接使戰爭不再是遠離大眾的專業領域，而成為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和影響的公共事件。

在這種背景下，國際社會需要建立新的規范和標準來應對數字時代的戰爭挑戰。這不僅涉及法律條款的修訂，更需要整個社會就數字時代戰爭倫理達成新的共識。教育機構、科研單位和民間組織都需要參與這一進程，共同構建適應數字時代的戰爭規制體系。

七、結論：邁向數字時代的新型戰爭倫理

數字技術正在重塑戰爭的每一個方面，從情報收集到作戰行動，從法律框架到倫理觀念。國家需要在軍事效率、法律合規與倫理責任之間找到平衡點，通過政策創新、國際合作與技術治理，在數字時代維護戰爭的基本人道底線。未來沖突中，數字線人將繼續存在并不斷演化，這就要求國家、軍隊、科技公司、國際組織和公民社會在內的所有相關方共同承擔責任，構建一個既保障安全又維護人權的新型數字戰爭秩序。

數字時代的戰爭規制不僅是一個技術或法律問題，更是一個深刻的道德和政治命題。它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戰爭與和平、安全與自由、權力與責任等基本價值在數字時代的內涵與實現方式。只有通過持續對話和共同探索，人類才能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新時代找到前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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