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將帥個個本領非凡,從紅軍時期的革命道路一路走到了抗日戰爭,后來又輾轉解放戰場,以摧枯拉朽之勢,摧毀了國民黨在全國范圍內的各種勢力,彼此之間長期共事,已經形成了非凡默契。
其中以第四野戰軍最為典型,這支從東北拉起的人民解放軍隊伍,林彪,羅榮桓和劉亞樓,三人分別擔任123號領導,可謂各司其職。
但伴隨著四野南下,毛主席卻下令空降干部,直接拆散了林羅劉組合,是為了防止拉山頭還是有苦衷?
羅榮桓的搭檔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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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榮桓同志是我軍的杰出領導人,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在10大元帥之中,他也是唯一一位終身從事政治工作的元帥。
從秋收起義時擔任黨特務連代表開始,羅榮桓幾乎走遍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各級領導崗位,其中以林彪在四野搭檔的時間最長,二人之間的默契不言而喻,羅榮桓也表現出了很好的風范。
首先是在拾遺補缺方面,我黨的軍政干部在總體上來講是有分工的,在戰爭年代,軍事干部更多地是思考作戰,至于其他生活方面的工作,甚至是作戰準備過程中的一些工作,基本都不怎么過問,有時候也來不及去做。
這個時候政工干部的作用就體現了出來,但凡是在部隊之中有需要去完成,但又沒有人抓,或者是沒有人抓好的事情,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分工,身為政委都必須要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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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林彪擔任紅四軍軍長,最初擔任政委的是謝唯俊,此人的工作能力很強,但后來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卻被左傾中央打成反黨集團,和軍長林彪之間也逐漸有了矛盾,后者經常去毛澤東那里告狀,這使得謝唯俊在軍中工作難以開展。
為了不內耗我軍的實力,于是毛澤東考慮重新派遣一位政委前往,此人必須要能搞好與林彪之間的關系,最終一致認定了羅榮桓作為林彪新的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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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在1930年6月開始共事,羅榮桓到任之后一心撲在部隊建設上,也算是個文武全才,不僅是政治工作,他連軍事訓練和后勤工作都能安排得井然有序,即使是林彪,也挑不出來什么毛病。
也正是因為羅榮桓表現太過出色,以至于二人之間的分工異常明確,除了作戰之外,對于部隊的經常性工作索性不聞不問,而羅榮桓則一如既往地做好分內之事,同時又管好了林彪不愿意過問的其他工作,所以紅四軍在后來的一,二,三次反圍剿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
二人之間基本沒有產生什么矛盾,所以彼此搭檔的時間也就更長,即使后來反圍剿的失敗屬于軍事上的錯誤,羅榮桓依然選擇主動承擔責任,繼續努力做好與林彪的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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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羅榮桓剛剛回到哈爾濱,又繼續被調到了東北民主聯軍擔任副政委,而當時的司令員又是他的老搭檔,林彪。
二人在東北野戰軍工作期間,羅榮桓將重點放在了建立鞏固東北根據地上,及時補充和訓練軍隊,為推動東北的全面解放以及勝利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以至于后來的第四野戰軍成為了兵力最多,裝備最好官兵最年輕的部隊。
除了強大的政治工作能力之外,羅榮桓還會配合林彪的戰略部署,提出準確的建設性意見,比如遼沈戰役爆發之前的前線視察,兩人在工作方面算是相互補充,幾乎完美無缺。
林彪和羅榮桓都是比較沉默寡言的人,比較擅長打仗,有了羅榮桓的配合之后,基本屬于后顧無憂。
三者的完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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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為四野三號首長的劉亞樓算是對二人的完美結合和擴充,他在紅軍時期就是羅榮桓的老部下,曾經被黨中央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進行學習,后來又參加了蘇聯的衛國戰爭,在抗日戰爭結束解放戰爭即將爆發之時,劉亞樓也被調往了形勢嚴峻的東北。
他的現身可以說是挽救了危亡時刻的東北民主聯軍,當時的部隊比較復雜,羅榮桓又長期處于病休狀態,林彪雖然號稱是常勝將軍,但面對如此龐雜的部隊,也是一籌莫展,尤其是在四平失守之后,民主聯軍一退千里上下氣氛比較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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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本的運動戰轉為陣地戰,東北戰場迫切需要一位絕對內行的參謀長,劉亞樓就承擔起了這項重要任務,他不僅組建起了地圖科,還辦起了印刷廠,很快將第1批軍用地圖發放到各個部隊,成立了測繪學校,上下一片邊打邊學習的氛圍。
另外為了穩定軍心,劉亞樓召開了全軍參謀工作會議,明確了參謀工作的地位以及對參謀機關的使用方法,劉亞樓曾明確指出,如今的戰爭形勢之下,對參謀機關的使用會直接影響到部隊的戰斗力,此次會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史以來首次系統而又全面地討論參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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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亞樓的運作之下,一份份有關雙方部隊的情報出現在了東北民主聯軍的司令部,其中包括了部隊素質作戰特點,甚至是軍事主觀姓名內部關系武器裝備以及新老人員的成分,就連非戰斗人員的比例也被詳細記錄在案。
如此密集的情報,讓一向不輕易稱贊別人的林彪也大加贊許,可以說是當時最頂級的參謀長。
所以說從整體上分析,林彪乃是常勝將軍,加上羅榮桓這個磨合能力超強的政委,再配上一個劉亞樓這樣全軍最優秀的軍事參謀,第四野戰軍的強大似乎是必然的事情。
毛主席的空降干部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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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野戰軍優秀的領導班子讓他們在解放戰場上所向披靡,123號首長的完美配合幾乎成為了全軍的典范,但這樣的搭配卻不是一成不變的。
在解放戰爭后期,四野的領導集團發生了變動,部隊南下過程中,林彪的職位沒有變化,但羅榮桓和劉亞樓卻先后被調離,接任他們職位的分別是鄧子恢和蕭克,二人都是毛主席親自挑選的干部。
很多人都認為,毛主席之所以選擇空降干部替代兩人,是防止林彪等人拉山頭,到時候恐怕難以控制這支強大的部隊,其實事實并非如此,毛主席也有自己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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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克曾兩次出任林彪的參謀長,二人早在紅軍時期就已經開始相處,從井岡山起就在一起共事。
一直到1931年6月,蕭克擔任獨立第5師長時才分開,在此期間,林彪一直是蕭克的上級,相比于羅榮桓和劉亞樓,林彪和蕭克的接觸其實更多。
當年林彪還是警衛員的時候,蕭克曾在葉挺部隊中任過職,二人從那個時候起就認識,前者還十分佩服蕭克的軍事素養,在之后連續幾年的交往共事過程中,蕭克對林彪也有了大致的了解,最終在1949年4月,在第四野戰軍奉命進軍中南時蕭克擔任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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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毛澤東因為擔心林彪搞山頭,就不會派遣與林彪關系更加密切的蕭克前往。
至于鄧子恢作為我黨的早期留洋人員,在1948年初夏和陳毅一道離開華東,奔赴中原地區,鼓勵和促進農民經濟的恢復,直到解放戰爭后期,毛主席作出了重大的戰略調整,鄧子恢才被調到了四野。
羅榮桓和劉亞樓二人的離開,更多的是因為健康問題,早在東北民主聯軍時期,羅榮桓就一直受到腎病困擾,后來在延安期間還未等身體完全恢復就繼續回到部隊作戰,以至于其身體狀態出現了持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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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大局已定之后,羅榮桓就開始休養,其身體狀況就根本不允許羅榮桓去參加接下來的南下作戰,所以留在了大后方,未曾跟隨部隊南下。
劉亞樓則有另外的任務安排,因為在蘇區的時候,劉亞樓所在的紅一團繳獲了敵人的飛機,后來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期間,又系統地學習了陸空協同作戰的相關知識,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在解放戰爭結束前夕,在北平上空投下了巨型炸彈。
這個時候毛主席就已經意識到,人民空軍的組建迫在眉睫,所以選擇把有過類似經驗的劉亞樓調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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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劉亞樓接受了黨中央的重任,即刻前往莫斯科,與劉少奇所帶領的代表團會合,就援助的問題和蘇聯進行了談判,為中國空軍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回國之后,劉亞樓就被任命為空軍司令員,逐漸開始創辦空軍學校,組建新中國自己的空軍。
也就是說劉亞樓之所以不再擔任四野的參謀長,是因為中央有更重要的任務,讓他去完成,而并不是出于是否拉山頭的隱憂。
當時的新中國一窮二白,干部們一般都是哪里需要就調往哪里,以羅榮桓和劉亞樓為代表的一大批我黨干部,內心都充滿了對祖國的熱愛,無論被調往哪里都會竭盡全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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