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與美國

文/云也退

1971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名鼎鼎的《第二性》的作者，又一次抵達美國。

她與美國的緣分，是從1945年開始的。那年，37歲的她，已經寫出了自己最早的兩本小說，已經像她兒時所夢想的那樣，成了一名作家，一個有相當知名度的知識分子。那年年底，她和她的“自由情侶”薩特，以及其他十個法國知識分子，以記者的身份，受邀去看看大西洋彼岸的世界。

那時的美國是強大的，而歐洲則剛剛經歷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浩劫。尤其對法國人來說，美國可謂“救星”：法國人在1940年就被德國人打敗，之后國土淪陷了四年多，是美國人的出兵改變了戰局，挫敗了希特勒德國想要征服歐洲的圖謀，使法國人在1945年8月獲得解放。

可是，驕傲的法國人并不會對美國人輕言感激，畢竟法國有著千年以上的文化歷史，而美國則是一個到20世紀才真正興起的“暴發戶”。波伏瓦登上去美國的飛機時，她肩負的任務是親眼看看美國，然后寫作，如實地告訴法國人，美國究竟是什么樣子的。

旅行的時間不長，但波伏瓦和美國就此結緣了。1947年年初她再一次赴美。寫下這段話時，她已經著手在準備一本美國游記：

“我純為樂趣而旅行，只去了人們邀請我前往的地方。新大陸還有廣大的地方，我不曾一窺。我生性愛好隱秘，橫越這個偉大的工業國家，我不曾參觀美國的工廠和科技成就，不曾與勞工階層接觸……我只是逐日回憶，美國如何對我的意識展露其真實的樣子。”

她真的一天一天地記錄，看起來并沒有特意加入什么“文采”，可是讀來卻有種暢快感，她很坦誠，從來不吝喊出“美國真偉大！”而在觀察到一些社會弊病，比如公然的種族歧視時，也直接指出，毫不扭捏。紐約是個“傳奇”；芝加哥的摩天大樓比紐約的摩天大樓“更龐然，更純粹”；公園滑雪的年輕人戴上的耳塞之間用半圓形塑膠固定，“難看極了”；動畫片“讓我失望，僵硬且機械化”。

美國的歷史很短，但是波伏瓦并未傲慢地說到這點，她的思緒十分活躍且靈動，她經常沉思與“歷史短”、“文化淺”伴生的各種因素，做出出其不意的想象。比如有一處她說，“正因為美國城市缺少令人沉思的悠久歷史，我才覺得它們是突兀地矗立于地殼上；正因為少了漫長的歷史，它們的根才直接深入數十萬年的地底深處。”

不過在美國，除了游覽、記錄和不住地思考，波伏瓦還有一個重要的收獲，那就是她找到了一段火辣的愛情。在訪美游記里，她用一個字母“N”稱呼自己的這位情人。

波伏瓦在大學里就認識了薩特，這對“自由情侶”是永遠的佳話，他們不僅彼此給對方以自由，更在思想上彼此激蕩，在寫作上彼此輔助，他們二人也都算是資產階級里的叛逆兒女，認為世界向好的希望在于無產階級，在于社會主義。然而薩特一生并未與真正的無產階級有過深入接觸，波伏瓦卻不一樣：她交上的“N”是一位真正的無產者。

N的全名是納爾遜·阿爾格倫，生活在芝加哥。他生于1909年，和波伏瓦幾乎同齡，他的臉長得像一把銹跡斑斑的長刀，抬頭紋密布，面容頗為老氣。他生在一個貧苦的猶太人家庭，在自己剛剛成年的黃金年歲，就趕上了經濟大蕭條，吃盡了貧窮和體力勞動之苦。他寫的小說，有著左翼文學的鮮明特色：激烈批判資本主義，揭露人對人的剝削，揭露商業力量主宰的社會里人際關系的冷漠。

波伏瓦一次次地前往美國與他相會。1947年，她還在納爾遜的公寓里留下了一張照片，是她站在鏡子前，后背全裸，從臀腿、腰肩到后腦勺都豐滿有致。2008年波伏瓦百年誕辰時，《新觀察家》雜志別有用心地拿它用作紀念專號的封面，還引發了一些女權主義團體的抗議，她們認為，裸照暗含著對女人的“物化”，對“男性凝視”的屈從，一位女性主義的思想偶像拍這樣的照片，也太打自己臉了。

但事實就是，那是波伏瓦最好的年歲：成熟的不惑之年，相貌、身材、思想、才華都在巔峰。波伏瓦和納爾遜在一起的時候，薩特也早有自己的小情人，波伏瓦寫信過去，告訴薩特，她哪天和納爾遜相會，具體的時間精確到分鐘，種種細節都交待出來。她享受著自己應得的：美貌、愛情、自由選擇的性快樂。至于聲名，那也是順理成章的事：1949年，在甜情蜜愛的激發下，她完成了那本最終讓她名垂青史的論著《第二性》。

雖然二三十年后，《第二性》被認為是女性主義的集大成之作，是一份向男權社會發動挑戰的雄辯之作，但波伏瓦在寫這本書時，并沒有什么“戰斗”的意愿。她安于做個文學家和哲人，也坦率地承認，自己在大部分方面都追隨薩特，《第二性》也毫無疑問地浸透了薩特式存在主義的要素。

1949年《第二性》出版時，納爾遜的一部小說《金臂人》，也獲得了戰后首屆美國國家圖書獎。二人一道慶祝。《金臂人》無情地撕破了戰后美國的神話，那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自由國家，那是一個被商業細菌滲透的、浮淺蒼白的社會，小說的主人公，自嘲根本沒有“人”的味道，分明是個從高大的廣告牌背后走出來的活物。

1953年，《第二性》有了英譯本，其影響力開始走出法國國門。隨著年歲增長，波伏瓦愈來愈感受到，性別格局在法國社會中的固化，在人們觀念和話語中的固化，超出了她在樂觀年代的想象。沒錯，她希圖以寫作建立自己的身份，她也成功了，然而圍繞她的話語，始終離不開“她的男人”。1954年，她的小說《名士風流》獲得龔古爾文學獎時，她不得不面對一種帶著嘲諷的質疑——這本書，據說是薩特把著你的手腕子一筆一劃寫完的？

寫出《第二性》后，隨著年齡上去，人逐漸進入被遺憾、憤怒、傷心填滿的暮年，波伏瓦不由自主地意識到，女性主義不應只是一種分析社會的理論，它似乎值得更進一步，成為一場社會斗爭。而事實上，女性主義的力量也的確在西方的許多國家增長，尤其是在美國；《第二性》的傳播功不可沒，然而波伏瓦被尊為一位領袖，實乃情勢使然，并非她的主動追求。

當1971年再次來到美國時，年過花甲的她和納爾遜已分手多年了。此刻沒有愛情，等待她的是戰友情誼，一群激進的女性主義者迎接她，為她介紹自己所做的事情——如何攜手創建自己的社區，如何推動性別立法，如何發起互助，等等。波伏瓦說，我要把你們的經驗介紹到法國去……雖然成了偶像，她卻并不太享受被簇擁的感覺，因為她知道，和她完成《第二性》的時候相比，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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