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母親，18年拯救1.5萬個家庭

在打拐尋親故事里，“寶貝回家”標志性的大紅色背景，和一筆勾勒的黃色愛心，總不會缺席。

作為全國最大的尋子公益網站，“寶貝回家”成立于2007年，這18年來，從2個人到40萬志愿者，一路見證著中國打拐事業在法律與技術上的探索與發展。

“寶貝回家”的創始人張寶艷是吉林通化人，20余年前，因為自己孩子的一次走失與找回，她意外走上了打拐尋親之路。張寶艷告訴南風窗，截至2025年8月22日，網站累計幫助了14907個家庭團聚。

8月下旬，“寶貝回家”在昆明舉辦志愿者培訓，我見到了張寶艷，她埋頭回著微信，一面自顧往屋子里進，好幾步才恍神過來，笑著說“抱歉，需要處理的信息實在太多了”。她展示給我看微信頁面……足有84條未讀信息，她把還沒來得及回復的都置頂。看消息的時候，她會將手機拿遠，將老花鏡推到眼瞼下方，抻著脖子讀。

2025年8月，張寶艷（左）在一個募捐現場

我加上張寶艷的微信其實已經有好些年了，這幾年，我幾乎每天都會刷到她發在朋友圈里尋親成功的視頻。有的尋親者甚至已經走丟幾十年了，頭發花白的“孩子”回到家鄉，與所剩無幾的親人相認，熱淚從他們的臉頰滾落，“寶貝回家”四個字，在這些不顧一切的擁抱里具象化了。

張寶艷今年63歲了，同齡人在家含飴弄孫的時候，她還在祖國天南地北奔走。我們見面的前一晚，她一夜沒睡，忙著和志愿者們對接一起通化的走失案。次日，她又要馬不停蹄穿越幾乎整個中國，從云南趕往東北去處理。

工作人員、志愿者、尋親父母、尋家孩子，以及認識張寶艷的社會各界，所有人都叫她“大姐”。在“寶貝回家”，“大姐”更像是一個情感上的樞紐，“天下無拐”，才是數十萬人共同的精神圖騰。

穿心的痛

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最終等到或找回自己的孩子，用張寶艷的話來說，這些家長是“領頭羊”。

第一批在寶貝回家網站登記的尋子家長孫海洋，就是一個“領頭羊”。2007年10月9日，孫海洋4歲的兒子孫卓在幼兒園門口玩耍時被人販子抱走，并被帶去了山東陽谷一戶沒有兒子的家庭，在那里生活到了18歲。

18年來，孫海洋帶著孫卓的信息，走遍了中國幾乎所有城市。逐漸地，他成了“打拐”圈的名人。除了自己家的孩子，他也與其他奔走呼喊的尋子家長建立了聯系網絡。

孫海洋

張寶艷至今仍然覺得，孫海洋是那個年代“最有意識的”家長。孫卓被拐的時候，“寶貝回家”剛開通不到半年，大部分尋親者還只會口頭奔走、貼海報，孫海洋卻已經熟練使用網絡與各地尋親組織建立聯系，并在平臺登記了信息。而在此之前，網站登記的尋親信息，幾乎都是張寶艷主動到網上去搜羅的。

2008年11月，孫海洋帶著一群尋子家長出現在尋親節目《尋子兄弟連》現場，那是張寶艷第一次見到他，她當時心里五味雜陳：“他們那么年輕，如果不是丟了孩子，他們應該是很陽光，很勤勞，很有抱負，敢闖敢干的那種年輕人。”

拐賣對一個家庭的摧毀可能是終生的，在十數年的尋親事業中，張寶艷見到了不少被痛苦擊垮的家長。她自己，也曾差點被這種“穿心的痛”打敗。

尋子14年，孫海洋一家終于團聚

1992年，張寶艷的兒子東東3歲，夏季的一天，張寶艷的母親帶著東東去商場買糕點，一不留神，孩子消失在了人群里。

在當時的吉林，聽說過兒童拐賣的人不多，張寶艷也只從一些文學作品里有所耳聞。直到聽到兒子走丟的消息，她感到“五雷轟頂”。四五個小時內，她一面在商場附近瘋找，一面對自己說：“如果孩子找不回來，我也不想活了。”

好在，最后東東自己走回了姥爺家。

張寶艷是幸運的，但不是每個父母都如她這般幸運，也不是每個尋親者都有像孫海洋一樣剛硬的毅力和信念。近20年來，張寶艷見過太多在尋親路上選擇結束生命的父母。對他們而言，死亡成了一種解脫。

1991年，3歲的貴州男孩宋彥智被人販子拐走。自此后，父母就持續尋找他。宋彥智走丟的第15年，父親因承受不了悲痛和愧疚跳樓自殺了。在宋彥智走丟第25年，母親找到了他。

宋彥智和母親

新疆的一名母親，在孩子被拐走后，到福利院領養了另一個走失的孩子。三年后，養子的親生父母找回來了。“她相當于接連兩次失去孩子”，張寶艷回憶，巨大的精神崩潰之下，那位母親生了一場大病，沒多久就病逝了。有家長對張寶艷表達，他們會羨慕那些自殺或病逝的尋親者，“要是死了，瘋了，我就沒那么痛苦了”。

尋子15年的申軍良一家是“梅姨案”的受害者。2005年，兩個男人闖進申軍良家里，將其妻子于曉麗控制住，搶走了年僅1歲的申聰。此后，申軍良辭工，踏上了奔波尋子之路，一度負債近60萬。

2016年的一天，半夜三點鐘左右，張寶艷接到申軍良的電話，他坐在黃河邊上，哭腔明顯：“大姐，你要是不接這個電話，我可能就跳下去了。”那時的申軍良已經尋子11年了，他住在出租屋里，負債累累，夜不能寐，幾乎堅持不下去。張寶艷不敢掛電話，直到申軍良回到屋里。

湖北人彭高峰的兒子是在2008年3月25日被拐走的，一天晚上，張寶艷接到彭高峰的電話，后者站在樓頂，哽咽著對她說：“我是一個父親，但我還是一個丈夫、一個兒子。孩子丟了，我也疼，可在老婆和媽媽面前，我不能哭。”巨大的精神和經濟壓力之下，他想自己跑到樓頂去哭一會兒，但一哭就崩潰了，“就感覺不想活了”。

跟彭高峰通話之后，除了在飛機上，張寶艷的手機再也沒關機過。

每次聽到尋親者“不想活了”的故事，她就會想起1992年的自己。尋親是一些家長活下去的動力，但也會成為選擇死亡的原因。在這件事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一種彼此體恤的痛感。

總得有人做

經歷了兒子走失后，張寶艷一直想寫個關于兒童拐賣的劇本。為了搜集素材，她去聯系了一些尋子家長，發現大部分家長尋找孩子的方法都非常原始，多數尋親者都處于信息閉塞的處境。一位家長對張寶艷說，他見到了100多個被拐賣的孩子，但完全不知道他們是誰、來自哪里，更無從談起提供幫助。

張寶艷開始想“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不受時空限制的（尋親）信息平臺？”當時在師范學院網絡中心工作的丈夫秦艷友十分支持她。2007年4月，夫妻倆憑借一臺電腦、一部電話和一條網線，成立了公益網站“太陽城尋子聯盟”。網站主頁上有兩塊醒目的板塊：“家尋寶貝”和“寶貝尋家”。沒多久后，網站改名為“寶貝回家”。同年，國家制定了第一個反拐行動計劃，部署開展反拐工作，公安部打拐辦應運而生。

“寶貝回家”網站

張寶艷先從城市街頭的乞討者入手，“想著流浪的孩子是不是更大概率被拐走”，“寶貝回家”開始召集志愿者，登記錄入街頭流浪的孩子信息。

2007年6月的一天，內蒙古的一群大學生志愿者偶然在公園里發現一個老頭兒帶著一個小男孩在乞討，經了解與報警，最終查明那孩子的確是十幾天前被拐帶的。那是“寶貝回家”找回來的第一個孩子，名字叫張東。

志愿者們在群里一起慶祝。張寶艷記得，當時的QQ還沒什么生動的表情包，大家紛紛發“啤酒干杯”“送花”和“敲小鼓”。

一項注定要進行下去的長期事業起步了。

那兩年，張寶艷覺得自己“像鐵人一樣”，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兩三點，親自對接所有登記信息，尋家孩子的生日、丟失日期，她全靠腦袋記著。由于經常打長途漫游電話，一個月電話費最少都要2000多元，而那時候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不過800元左右。

張寶艷拆閱尋親人來信

網站成立的第一年，張寶艷只幫忙找回了10個孩子，第二年一共找到了16個孩子，到了2009年則增加到了43個。

同年，全國展開了第五次反拐專項行動，并建立了全國聯網的DNA庫。尋親變成了一件“想去做就能做”的事。

也是在2009年底，游戲公司“搜狐暢游”主動找到張寶艷，想為“寶貝回家”提供第一筆贊助。但張寶艷的第一反應是拒絕。“不拿（別人的）錢，就不怕被以為是騙錢的。”

網站誕生初期，即便各環節都不收費，也有不少人認為張寶艷“別有目的”。為自證清白，張寶艷起初不愿意主動拉投資，也不接受任何贊助，“希望這樣能堵住別人的嘴”。但她很快發現，堵不上，網上很快開始傳謠“我們貪污了好幾千萬了”。

贊助人勸張寶艷：“作為一項公益事業，咱們得考慮可持續性。”張寶艷被說服了。拿著搜狐給的第一桶金10萬元，她開始招人。“寶貝回家”的第一批工作人員，每個月工資有1000多元。

如今，固定工作人員有20余名，志愿者則壯大到了40萬名。有不少志愿者都從青年做到了中年，有人患了癌癥，把花名改成了“余生”。有志愿者同時也是執法者，致力于打擊拐賣犯罪多年。有志愿者只讀過小學，第一次被拒絕后，自學一年再次進入志愿團隊。

寶貝回家志愿者團隊為找到的孩子舉行歡迎儀式

不過，即便到了2025年，信任危機仍然是志愿者們偶爾不得不面對的。8月24日早上的培訓會上，志愿者王勇強（網名“男人如山”）對全場200余名志愿者提問：“在座的有沒有誰沒被當做騙子過？”下面哄笑，然后齊聲回答“沒有”。

四川的一名志愿者為自證不是騙子，跟隨尋親者到派出所自查“犯罪記錄”。云南一名志愿者對接的尋親者，由于堅持不信“免費的好事”，到最后的采血關頭，撤退了。有人因為志愿者讓自己去買均價10元的采血卡，懷疑“寶貝回家”是“傳銷”。有人已經尋家成功很久了，還是忍不住反復向志愿者確認：“你們真不要錢嗎？”王勇強自己曾根據網站上登記尋家的聯系方式發短信過去，得到四個字回復：“去你媽的。”

尋親者、尋家者的意愿強度和個體性格千差萬別，但在張寶艷的鼓勵和感染下，志愿者們牢牢守住一個原則：被懷疑、被放棄、被拉黑刪除，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對于那些想要尋親、尋家的人，哪些是真實有效的信息？哪些是切實發生的進展？

張寶艷還知道，有其他尋親平臺的成員會臥底進“寶貝回家”的志愿群，獲取案例信息并半路截走。但這些都不重要，“只要失散的家人最終能團聚，誰找回來的不重要”。

為了反擊的托底

2015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九）。修訂后的刑法，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行為一律追究刑事責任。

與法律完善以及打拐工作同步進行的，還有互聯網科技向善的加入。

2021年，“寶貝回家”與抖音合作，對用戶發布的尋親視頻實施“定向推送”。一個26歲的女孩將自己5歲那年被拐時對家鄉和父母的記憶發布到網上，被大面積轉發、推廣，最終，她被老家的一個堂妹刷到并認出來了。

尋親女孩名叫楊妞花，出生于貴州織金。1995年，她在貴陽被人販子余華英拐走，賣到河北邯鄲給一個聾啞人做養女。

被拐走后沒多久，楊妞花的父母就先后病逝了，也因此，即便她早在2012年就在“寶貝回家”登記了信息，也進行了采血，但父母的離世，讓楊妞花很難通過傳統尋人方法找到家。

楊妞花（左一）和爸媽、姐姐唯一的合影

尋家的意愿并非一開始就這么強烈。和大部分被拐賣的孩子一樣，在養父家，楊妞花被周圍人告知她是被父母賣掉的。但她頭腦里始終殘留著小時候一家人其樂融融的畫面，她還記得“我躺在床上，父母把雞腿撕成一塊一塊地給我吃”。她不解，“這樣的父母，會賣掉孩子嗎？”

楊妞花認為，是“為了尋找一個答案”，自己最終堅定走上了尋親之路。

站在被拐孩子的角度，尋家是一項比尋親更為復雜的事。“有的孩子有記憶，知道自己是被賣的，有的不一定知道。”張寶艷說。而這份忐忑，會成為尋家之路上一個棘手的感情漩渦。

有孩子告訴張寶艷，記得自己是被父親賣掉的，但實際上，是人販子與買家在經年累月的教唆和洗腦之下，“孩子的記憶被篡改了”。有人販子逼迫孩子叫自己爸爸，“不叫就打，打到你叫為止”。

還有一種容易出現在孩子們身上的情況，是哪怕知道自己被拐，也未必會去主動尋親。

出生于湖南衡陽的一對姐弟萬艷和萬雙健，是在1995年一起被人販子拐走，但人販子不想要女孩，便將姐姐萬艷丟在了福利院。2015年尋親成功后，張寶艷才知道，萬艷一直知道自己是被拐走的，但這些年遲遲沒能下定決心尋家。“有一次她都走到派出所門口了，還是沒敢進去采血。她說她害怕。”

張寶艷說，害怕的原因可能有很多。“被拐孩子和家長不太一樣，他們在一個新家庭生活多年，未必有勇氣去顛覆現在的人生。”

曾經有個孩子在找回家后向張寶艷哭訴，他的養父母、生父母分別都離婚了，且都分別各自組建了新的家庭。“那孩子相當于有了四個爸四個媽”，因此他告訴張寶艷，“我是世界上爸爸媽媽最多的人”，但他卻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家在哪里。

2018年，張寶艷成為了全國人大代表，往后7年內，她陸續提交了《建議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終身追責》《關于加大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力度的建議》等17項建議，分別呼吁修改拐賣犯罪訴訟的時效、加重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量刑標準，等等。

2018年，張寶艷走上代表通道

目前，我國法律對拐賣兒童犯罪的最長訴訟時效為20年，但張寶艷注意到，在現實中，很多被拐兒童在被拐地一直生活到成年后，甚至離家二三十年才有意識和能力尋家，超過訴訟時效而無法追究，也會對當事人帶來無法彌補的傷害。

“很多婦女與兒童被迫在被拐地長期生活，讀書、工作，甚至生兒育女，建立家庭，這些生活事務都需要戶口證明。”因此，張寶艷認為，當地基層、村委，也理應對拐賣現象負有察覺責任。

打拐的觸角太多，只是尋親，尚不足以從根源上撼動犯罪，社會與環境的動態配合機制，也至關重要。

路還很長

2023年10月13日，孫卓拐賣案在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一審開庭。被告人吳某龍、吳某光，分別以拐騙兒童罪和包庇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與2年。對于這一刑期，孫海洋提出抗訴。24日，法院駁回了抗訴。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拐騙兒童罪”與“拐賣兒童罪”有別，后者指以販賣牟利為目的，而拐騙兒童則指拐騙兒童使其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的行為。在張寶艷看來，由于年代久遠，無法證實當年拐走孫卓的人參與了金錢交易，這也往往會成為司法判決上的難點。

打拐和尋親，是一條船上的兩條槳。尋親者們用血淚計步，見證國家在司法、政策與技術上的曲折完善。

2024年12月19日，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中，人販子余華英被判處死刑。2025年2月28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對余華英執行死刑。

余華英被判處死刑

這是這些年國內少見的僅憑販賣兒童判處死刑的案子。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間，余華英等人拐走了12個家庭的17個孩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拐賣3人以上就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無期徒刑。楊妞花的代理律師王文廣說，余華英自終審到判處死刑之間只隔了兩個月，“也表明了我國司法部門對拐賣兒童案的態度”。

以拐賣兒童罪起訴余華英的，就是楊妞花。

被余華英拐走時，楊妞花5歲，已有孩童的記憶。成年后，父母的模樣、姐姐名字的讀音，包括將自己帶去河北的人販子的模樣，她腦海里始終有印象。因此，即便過去了30年，在警方提供的十幾張照片里，楊妞花仍然憑借著記憶，準確指認出了余華英。

楊妞花是張寶艷這十幾年來見過的第一個成功將人販子送進監獄的孩子，“這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在包括張寶艷在內身邊多數人都不看好的時候，楊妞花自己去找當年被拐賣時認識的中間人套話，在不下50次的勸說和誘導下，最終讓對方透露了余華英曾經的犯罪線索。

楊妞花回家

2022年，楊妞花在貴陽成功立案后，張寶艷給她發來消息，要替她報銷住宿和路費。“我想讓她沒有后顧之憂地去做這個事。”張寶艷說。但楊妞花沒好意思要，“這是我自己想去做的事”。

她也沒告訴張寶艷，對自己而言，“大姐”更像是一個母親。自5歲被拐以后，楊妞花的生命里就沒有媽媽了。

如今，張寶艷的朋友圈里還有不少年邁的尋親者。他們是真正的“少小離家老大回”，可不僅鬢毛已衰，鄉音也早已忘卻。年齡最大的一位尋親者105歲，認親成功10天后就去世了；一位96歲的老人年少時去抗美援朝，回來后找不著家了。又過了數十年，他通過家族里唯一還活著的親人侄子驗血，認親成功；一位91歲的老太太，7歲那年上學時被拐去給別人家做丫鬟，離家一別就是84年，再次回到家后，還活著的親人只有自己的親妹妹了。

對這些老人而言，尋親，是為了給自己找回一個根。

2011年，走失的楊婷婷通過“寶貝回家”與家人團聚

這幾年，志愿者可以在地級市申請成立尋親登記站，方便當地尋親者線下登記信息。2025年5月，貴州織金的一名志愿者在當地申請設立了一個登記站。從成立到8月底，短短3個月內，就已有100余個家庭前來登記。而每次在地方成立登記站，志愿者們都會舉辦一次“祝登記站早日關門大吉”的儀式。

張寶艷深知，因尋親成功而雀躍的另一面，是希望下一次不要再有人尋親。這也是“寶貝回家”作為一個公益組織的特殊性——“天下無拐”，是張寶艷和志愿者們共同的愿望。

9月19日，「2025南風窗社會創新·Now Echoing」將與張寶艷以及一眾投身于公益的嘉賓，共同見證改變的發生——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19期

作者 |肖瑤 發自昆明

編輯 | 黃茗婷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