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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收到了。”
他用兩根手指捻著那張薄薄的信紙,像是拈著一片滾燙的枯葉,指尖燎得生疼。
“信上說什么了,瞧你這副臉孔,像是被閻王爺點了卯。”
她沒有抬頭,手里搓著麻將,牌搭子在她粗糙的指節間撞出碎玉一樣的聲音,嘩啦啦的,蓋過了窗外的秋風。
“沒什么,家里報個平安。”
他把信紙疊起來,塞進襯衫口袋,那地方貼著心口,可信上的每一個字都像小蟲子,隔著布料鉆進他肉里,啃噬著他的五臟六腑。
她終于抬起眼皮,掃了他一眼,嘴角掛著一絲說不清的笑,那笑意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有些發綠,像一汪深潭。
“平安就好。”
她淡淡地說,然后猛地將一張牌拍在桌上,聲氣里帶著一股肅殺。
“杠!清一色,拿錢來。”
他看著她攤開的牌,又看看她那張波瀾不驚的臉,忽然覺得這屋子里的空氣都被抽干了,連同他口袋里那封信一起,變成了一團冰冷的、隨時會將他吞噬的真空。
那信上寫的不是平安,是訣別。
但此刻,他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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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胡適之家的客廳,總像是被一種無形的油煙浸透了。
那不是廚房里飄來的油煙味,而是一種人味兒。
一種濃得化不開、粘稠得像麥芽糖的人味兒。
今天,這股味兒里又摻雜了西洋煙草的辛辣,新出爐的栗子粉蛋糕的甜膩,還有男人們高談闊論時噴濺出的、帶著酒氣的唾沫星子。
他們正在討論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一個叫娜拉的女人,在覺醒后毅然離家出走。
胡適坐在沙發中心,像一尊被香火熏得發亮的白玉佛。
他穿著一身得體的西裝,頭發用發蠟梳得一絲不茍,每一根都像是用尺子量過的,精準地趴在頭皮上。
他說:“娜拉走后怎樣。這是一個問題。是墮落,還是回來。”
他的聲音溫潤,像江南三月的細雨,不急不躁地灑在每個人的心田里。
客廳里的空氣都仿佛因此變得清新了一些。
徐先生,一個戴著金絲邊眼鏡的瘦高個,扶了扶鏡框,接口道:“適之兄所言極是,女性解放,不僅僅是走出家門那么簡單,思想的解放才是根本。”
林先生,一個胖得脖子都快沒了的詩人,晃動著他那顆碩大的頭顱,附和道:“是啊是啊,靈魂若被禁錮,走到天涯海角,也不過是換個牢籠。”
他們的話語,像一只只精致的蝴蝶,在掛著水晶吊燈的客廳里翩翩起舞。
就在這時,從里屋傳來一陣喧嘩。
“碰。”
“吃。”
“胡了,哈哈,今天手氣不錯。”
那聲音洪亮、粗野,像一塊石頭猛地砸進一池春水,把那些飛舞的蝴蝶全都砸得粉碎。
那是江冬秀和她的太太們在打麻將。
胡適的臉上,那溫潤如玉的表情出現了一絲微不可查的裂痕,就像上好的瓷器被針尖輕輕劃了一下。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試圖用茶水的溫熱來撫平那道裂痕。
客廳里優雅的談話聲出現了一個短暫的停頓。
徐先生和林先生交換了一個眼神,那眼神里有同情,有惋惜,還有一絲幸災樂禍的看客心態。
他們都覺得,胡適這樣一個站在時代風口浪尖的新文化領袖,身后卻拖著這樣一個與他格格不入的“小腳太太”,簡直是上帝開的一個殘酷玩笑。
胡適當然察覺到了這種氣氛。
他感覺自己的后背像被無數根芒刺扎著,那些麻將牌的碰撞聲,每一個都像一個小錘,敲在他的神經上。
他維持著臉上的風度,將話題引向了更艱深的文學理論,試圖用學術的高墻,來隔絕里屋那市井的喧囂。
聚會散場時,已經深夜了。
客人們心滿意足地告辭,腦子里裝著新思想,肚子里裝著好酒菜。
一個年輕的記者,臉喝得通紅,大概是酒精壯了膽,攔住了胡適。
他把嘴湊到胡適耳邊,帶著一股酒氣,賊兮兮地問:“胡先生,您常說婚姻要自由,男女要平等,可……可您對自己的婚姻滿意嗎。您對您的……太太,怎么看。”
這個問題像一根毒針,精準地刺向了胡適最柔軟也最虛偽的地方。
胡適的笑容僵在了臉上。
他該怎么回答。
說不滿意。那是對江冬秀的公開羞辱,也是對締結婚姻的母親的不孝。
說滿意。那他所倡導的一切,豈不都成了自欺欺人的笑話。
他被問住了,像一個被剝光了衣服扔在十字街頭的體面人,窘迫得無地自容。
就在這時,江冬秀從里屋端著一盤切好的西瓜出來了。
她穿著一件半舊的藍布褂子,頭發隨便在腦后挽成一個髻,幾縷碎發黏在被汗水浸濕的額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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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路的姿勢有些搖擺,因為那雙被裹壞了的腳,使她無法像新時代的女性那樣步履輕盈。
她一眼就看到了那個窘迫的記者和臉色發白的丈夫。
她甚至沒聽清他們在說什么,但她那野獸般的直覺立刻嗅到了危險的氣息。
她把西瓜盤子重重往桌上一放,發出“砰”的一聲。
然后她叉著腰,用那口濃重的旌德鄉音,對著那個小記者笑罵起來:“你個小年輕懂什么,先生的書是給你們讀的,他的人是給我當家的。”
她的聲音不大,但穿透力極強,像一把錐子,瞬間刺破了客廳里尷尬而微妙的空氣。
那記者被她這突如其來的一嗓子吼得一愣,酒醒了一半,看著眼前這個毫無風度可言的鄉下女人,再看看一旁沉默的胡適,忽然覺得自己問了一個極愚蠢的問題。
他訕訕地笑了笑,說了聲“太太說的是”,便灰溜溜地跑了。
客廳里恢復了安靜。
胡適看著江冬秀,表情復雜得像一團打結的亂麻。
他有被解圍的輕松,但更多的是一種被冒犯的屈辱感。
她那句話,表面上是為他解圍,實際上卻像是在宣誓主權。
她用最直白、最粗暴的方式,向所有人宣告:胡適,這個大名鼎鼎的學者,是她的私有財產。
他感覺自己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圈養在院子里的一頭會下金蛋的鵝。
她不在乎他會寫什么驚世駭俗的文章,不在乎他在外面有多大的名聲,她只在乎他這個人,能不能老老實實待在家里,給她當家,給她和孩子們一個安穩的窩。
他看著她用粗糙的手指拿起一塊西瓜,大口地啃起來,汁水順著她的嘴角往下流,發出“滋溜滋溜”的聲響。
他忽然感到一陣生理性的惡心。
他想,這個女人,究竟是愚蠢,還是聰明得可怕。
這個念頭,像一顆種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02
第二年春天,這顆種子在杭州的煙雨里,發了芽。
胡適因為肺病,需要靜養。
朋友們都勸他去杭州,說那里山好水好,宜于養病。
江冬秀本來是要跟著去的,但家里兩個孩子離不開人,她母親又恰好病了,她只好留在北京。
臨行前,她給胡適收拾行李,絮絮叨叨地囑咐,像是在囑咐一個三歲的孩子。
“厚衣裳帶兩件,那邊的天說變就變。”
“藥要按時吃,別一頭扎進書堆里就忘了。”
“錢要放好,別讓人摸了去。”
胡適不耐煩地聽著,心里卻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輕松。
他終于可以暫時逃離那個充滿麻將聲和油煙味的家了。
他不知道,在杭州等待他的,不是清凈,而是一場劫難,一場他期待已久的劫難。
照顧他的人,是他的遠房表妹,曹誠英。
曹誠英是作為伴娘,陪著胡適他們一起參加婚禮的。
那時她還是個梳著兩條大辮子的小姑娘,怯生生地跟在胡適身后,叫他“翙哥”。
如今,她已經從杭州女子師范學校畢業,是一個亭亭玉立的新時代女性了。
她穿著素雅的旗袍,談吐文雅,一雙眼睛像西湖的水,清澈而深情。
她來照顧胡適,是奉了胡適母親之命。
胡適的母親大約也覺得兒子身邊沒個親近的人不妥,卻沒想到,這個安排,等于親手點燃了一堆干柴。
胡適第一眼看到曹誠英,就覺得西湖的風景都黯然失色了。
她和他談詩,從雪萊談到李清照。
他隨口說出一句“偶然的相遇,驀然的回首”,她立刻就能接上“燈火闌珊處,你我的邂逅”。
她和他論詞,從波德萊爾的《惡之花》談到《詩經》里的“摽有梅,其實七兮”。
她能理解他思想里那些最幽微、最曲折的部分,能看懂他文章里那些沒有寫出來的深意。
他們一起泛舟西湖,湖上的薄霧像一層輕紗,將他們和塵世隔絕開來。
胡適看著身邊這個巧笑倩兮的女子,第一次感覺自己是“完整”的。
在北京那個家里,他感覺自己是被劈成兩半的。
一半是那個在書齋里、在講臺上侃侃而談的胡博士。
另一半是那個在飯桌上、在臥房里沉默不語的丈夫。
這兩半,永遠無法合攏。
而曹誠英,像一塊神奇的磁石,將他分裂的靈魂重新吸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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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和“被理解”。
他想,這才是他應該有的人生,這才是愛情本來的樣子。
江冬秀,那個裹著小腳、只會打麻將的女人,只是一個歷史的錯誤,一個封建禮教強加給他的枷鎖。
感情的升溫,比錢塘江的潮水還要迅猛。
很快,他們就從精神的契合,走向了身體的交融。
在煙霞洞清幽的寓所里,在三潭印月的倒影下,他們像兩團干柴,一旦靠近,便燃燒起了熊熊烈火。
胡適徹底淪陷了。
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在這一刻才真正開始。
他給北京的家里寫信,信上只說自己身體好轉得很快,杭州的山水如何養人。
他不敢提曹誠英的名字,一個字也不敢提。
他心里有鬼,這鬼讓他既興奮又恐懼。
江冬秀的回信很快就來了。
信是找人代筆的,字跡工整,但語氣卻完全是她的。
信上說:“你的病好了就好,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然后是長長的一段家務事。
“孩子們都很聽話,就是老大有點淘氣,上房揭瓦的,我打了他兩頓,老實多了。”
“家里的醬肉做好了,等你回來吃。”
“你娘說,咱們家老大該啟蒙了,等你回來拿主意。”
“前幾天徐太太來過了,輸了八塊錢,直說我手氣好。”
信里全是這些雞毛蒜皮的瑣事,沒有一句情話,甚至沒有一句問候。
但每一個字,都像一根看不見的繩索,從北京的那個院子伸出來,跨越千山萬水,緊緊地纏繞在胡適的脖子上。
這些繩索,一根叫“兒子”,一根叫“母親”,一根叫“責任”,一根叫“日常”。
它們提醒著他,他是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兒子。
他屬于那個油煙繚繞的家,而不是這個詩情畫意的西湖。
他看著信,手心發涼。
曹誠英看他臉色不對,關切地問:“翙哥,家里出什么事了嗎。”
胡適搖搖頭,勉強擠出一個笑容,說:“沒什么,家里報平安。”
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團,扔進了字紙簍,仿佛這樣就能把那些繩索也一起扔掉。
但他知道,他扔不掉。
只要江冬秀還在那個家里,那些繩索就會一直存在,并且越勒越緊。
除非,他能狠下心,用一把快刀,將它們徹底斬斷。
這把刀,他在心里已經磨了很久了。
03
從杭州回到北京,胡適像變了一個人。
他身上的江南水汽,一進那個四合院,就瞬間被蒸發干凈了,只剩下一股焦躁的、陰郁的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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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著一種決絕的、幾乎是悲壯的心情回來的。
他要在北京,復制他在杭州的幸福。
不,他要創造一個比在杭州時更徹底、更名正言順的幸福。
這意味著,他必須先摧毀眼前的這個家。
他開始對江冬秀實施一種冷暴力。
他不再和她同桌吃飯,總是借口在書房里忙,讓仆人把飯菜送進去。
他不再和她同房睡覺,干脆在書房里搭了張小床,美其名曰寫作需要安靜。
她和他說話,他總是心不在焉,用“嗯”、“啊”、“哦”來敷衍。
他看她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件礙事的舊家具,充滿了厭棄和不耐煩。
他像一個憋足了勁要和人吵架的流氓,渾身充滿了挑釁。
他期待著一場暴風雨的來臨。
他希望江冬秀能像個潑婦一樣,和他大吵大鬧,摔東西,罵街。
那樣,他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把“感情確已破裂”這幾個字扔到她臉上,然后提出離婚。
他甚至在腦子里預演了無數遍這樣的場景。
他會說:“你看,我們已經無法共同生活下去了,這樣互相折磨,對誰都沒有好處。”
他還會引用他文章里的觀點:“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他覺得自己占據了道德和理論的制高點,這場戰爭,他必勝無疑。
然而,讓他感到恐懼的是,江冬秀根本不接招。
她仿佛是一個感覺不到疼痛的木頭人。
面對他的冷漠,她毫無反應。
不,她不是毫無反應,她的反應是加倍地對他好。
他不在飯桌上吃飯,她就把他最愛吃的幾樣菜,一樣一樣親手熱好,端到書房,看他吃下去才離開。
他不回臥房睡覺,她就在深夜里,端著一碗親手熬的熱湯,輕輕推開書房的門,放在他手邊,然后一言不發,悄然退下。
他換下來的臟衣服,她依舊像從前一樣,親手洗,親手燙,疊得整整齊齊,放在他的床頭。
她把他照顧得無微不至,像照顧一個稀世珍寶。
她的臉上,沒有怨恨,沒有憤怒,甚至沒有悲傷。
她平靜得像一口古井,深不見底。
這種平靜,讓胡適感到一種深入骨髓的寒意。
這根本不是一場戰爭。
戰爭需要對手。
而江冬秀,把他所有的拳頭,都打在了一團棉花上。
不,那不是棉花。
那是一張巨大的、溫柔的網。
他越是掙扎,那張網就收得越緊。
他感覺自己不是一個丈夫,而是一個被精心飼養的囚犯。
這個家,就是他的牢籠。
江冬秀的“好”,就是最殘忍的綁架。
他快要窒息了。
朋友徐先生來看他,見他形容憔悴,忍不住勸他。
“適之兄,你這是何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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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嘆了口氣,“冬秀這個人,雖然是舊式女子,不識字,脾氣也大了點,但她對你的心,那是沒得說的。”
胡適冷笑一聲,那笑聲聽起來像夜梟一樣干澀。
“沒得說。你覺得這是好嗎。這是最殘忍的綁架。”
他激動地站起來,在書房里踱步,像一頭被困在籠子里的野獸。
“她用這些日常瑣事,用這些無微不至的照顧,編織了一個巨大的籠子,要把我活活困死在里面。”
“她根本不懂我。她不知道我需要什么。她只知道喂飽我,穿暖我,就像養一頭豬。”
徐先生被他這番言論驚得目瞪口呆。
他從未見過胡適如此失態。
在他印象里,胡適永遠是那個溫文爾雅、克制理性的學者。
“可是……離婚,此事非同小可。”
徐先生猶豫著說,“你如今是社會名流,是青年楷模,若是鬧出‘休妻’的丑聞,對你的名聲,恐怕……”
“名聲。”
胡適停下腳步,眼睛里燃燒著一種狂熱的火焰。
“為了真正的愛情,為了靈魂的自由,我連性命都可以不要,何況是虛名。”
他覺得自己像一個即將為革命獻身的烈士,充滿了神圣的使命感。
徐先生知道,胡適已經瘋了。
他被西湖邊的那個女人,徹底勾走了魂。
他搖著頭,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他知道,一場大風暴,無可避免了。
胡適私下里,瘋狂地給曹誠英寫信。
那些信,每一封都像一首滾燙的情詩。
他稱她為“我靈魂的唯一知己”,“我生命里唯一的光”。
他向她描述自己身處的“牢籠”是多么的窒息,他對她是多么的思念。
他在信的結尾,鄭重地許下諾言。
“等我,我一定會給你一個名正言順的未來。”
“我們很快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永遠不分離。”
04
這些信,是他給自己注射的強心針。
每寫一封,他掙脫牢籠的決心就更堅定一分。
他需要這些虛幻的承諾,來支撐他去面對現實的殘酷。
他已經做好了所有的準備。
他在等待一個時機,一個可以讓他徹底攤牌,并且不容對方拒絕的時機。
這個時機,很快就來了。
它以一種胡適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方式,從杭州,通過一封加急的信件,被送到了他的手上。
信是曹誠英寫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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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上只有短短幾個字,但每一個字,都像一顆炸雷,在胡適的腦子里轟然炸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