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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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最脆弱的時刻,往往不是在承受苦難之時,而是在面對別人的苦難時,依然選擇沉默。
那是一個悶熱的七月午后,第三人民醫院門診大廳的長椅上,坐著一個看起來三十出頭的男人。他穿著皺巴巴的白襯衫,領口松開著,黑色的褲子膝蓋處有些褶皺。他低著頭,雙手撐在膝蓋上,整個人像一尊疲憊的雕塑。
窗外的蟬鳴聲浪一般涌來,空調的冷氣卻始終追不上人群帶來的熱度。掛號處的顯示屏不斷跳動著數字,候診區坐滿了形形色色的人——抱著孩子的年輕母親、攙扶著老伴的耄耋老人、焦慮地看著手機的中年人。
沒有人注意到,那個男人閉著眼睛的時候,眼角有未干的淚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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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呦,這年輕人,怎么一點都不知道讓座啊!"
刺耳的聲音打破了林深短暫的寧靜。他睜開眼,看見一個穿著碎花連衣裙的中年婦女正攙扶著一位孕婦站在自己面前。孕婦的肚子很大,目測至少七個月了,額頭上滲著細密的汗珠。
"小伙子,沒看見人家大著肚子嗎?"那個被人叫作周姨的婦女提高了音量,"現在的年輕人啊,一點素質都沒有!"
林深抬起頭,他的眼睛里布滿了紅血絲,整個人的神情有種說不出的恍惚。他看了看那位孕婦,嘴唇動了動,卻沒有說話,也沒有起身的意思。
"你這人怎么回事?"周姨的聲音更大了,"孕婦站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見?還是說你根本就不想讓?"
周圍的人開始朝這邊看來。一個抱著孩子的年輕母親小聲說:"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自己坐著舒服就行了。"
"就是就是,"一個老大爺也附和道,"我們那個年代哪有這樣的,看見老人孕婦都是馬上讓座的。"
林深依然坐著,他的手指在膝蓋上輕輕顫抖。他想站起來,真的想,但雙腿就像灌了鉛一樣沉重。連續36個小時沒有合眼,剛剛在太平間送走了那個人之后,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這個椅子上的。
"算了算了,"那個叫王梅的孕婦拉了拉周姨的袖子,"我能站一會兒,沒關系的。"
"怎么能沒關系?"周姨卻不依不饒,"你現在是兩個人,萬一出了事怎么辦?這種人就該好好教育教育!"
人群中開始有人拿出手機。現在這個時代,任何一點火星都能燎原成一場網絡風暴。
"各位,"一個穿著粉色護士服的小護士擠了過來,"醫院里請保持安靜,如果有什么問題可以跟我說。"
"什么問題?"周姨指著林深,"這就是問題!大活人坐在這兒,孕婦站在旁邊,連看都不看一眼!"
林深緩緩地閉上了眼睛。耳邊的喧嘩聲好像來自很遠的地方,又好像就在身邊炸開。他的腦海里浮現出另一張臉——那張曾經對他溫柔微笑的臉,現在永遠定格在了昨天下午三點四十二分。
"先生,您還好嗎?"小護士注意到了林深的異樣,"您臉色很不好,要不要去看一下醫生?"
"他裝的!"周姨嗤之以鼻,"現在碰瓷的手段可多了,說不定就是想博取同情。小伙子,我告訴你,今天這座你讓也得讓,不讓也得讓!"
就在這時,林深的手機響了。
鈴聲是一段舒緩的鋼琴曲,在嘈雜的大廳里顯得格外清晰。林深愣了幾秒,然后慢慢地從口袋里掏出手機。屏幕上顯示的名字讓他的手又顫抖了一下——醫院總機。
他按下接聽鍵,機械地站了起來。
"喂?"他的聲音嘶啞得像砂紙摩擦。
"林主任,那邊的接收醫院已經準備好了,器官運輸車正在等您。還有,您妻子的遺體已經按照她的遺愿處理好了,您看什么時候能過來簽字?"
電話里的聲音不大,但在突然安靜下來的候診區里,旁邊幾個人都聽得一清二楚。
林深站在那里,陽光從窗戶照進來,在他單薄的身影上投下一片模糊的影子。他的工作證從襯衫口袋里露出一角,上面寫著幾個字:器官捐獻協調員——林深。
周姨的聲音卡在了喉嚨里。
王梅捂住了嘴。
小護士的眼睛瞬間紅了。
"我知道了,馬上過去。"林深掛斷電話,他轉過身,看向那些剛才還在指責他的人。他想說些什么,但最終只是搖了搖頭。
"對不起,"他的聲音很輕,"我妻子昨天車禍去世了。我剛從太平間出來,真的......站不起來。"
話音落下,整個候診區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王梅的淚水滾落下來:"對不起,對不起......"
周姨的臉漲得通紅,她張了張嘴,卻發不出任何聲音。
林深沒有再看任何人,他邁著沉重的步子朝門口走去。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疼痛從腳底一直蔓延到心臟。
三年前的冬天,林深第一次見到蘇晴的時候,她正站在醫院的器官捐獻宣傳欄前。
"你覺得人死后,器官捐獻給別人,是一種延續嗎?"她回頭問他,眼睛里閃著光。
那時候的林深還是一個普通的醫務工作者,對器官捐獻這個領域了解不多。"應該算是吧,"他說,"至少能幫助別人。"
"我覺得是一種重生,"蘇晴說,"你看,一個人的心臟可以在另一個人的胸腔里繼續跳動,一個人的眼角膜可以讓另一個人重見光明。這比任何墓碑都更有意義。"
林深那時候覺得這個女孩有點天真。死亡就是死亡,器官捐獻只是一種物質的轉移,哪里有什么詩意的重生?
但后來,他愛上了她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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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一起后,蘇晴偶爾會說起器官捐獻的話題。她說她已經簽署了器官捐獻志愿書,如果有一天她發生了什么意外,希望能把所有可以用的器官都捐獻出去。
"你不覺得可怕嗎?"林深問她。
"可怕什么?"蘇晴笑著說,"反正我都用不到了,不如讓它們去救別的生命。而且你想想,如果我的眼角膜被移植給一個小女孩,她就能看見春天的花,夏天的云,秋天的落葉,冬天的雪。我的心臟如果在一個母親的胸腔里跳動,她就能繼續陪伴她的孩子長大。這多好啊。"
林深捏了捏她的鼻子:"別說這些不吉利的話。"
"這不是不吉利,"蘇晴認真地說,"這是一種準備。我們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但我們可以選擇用什么方式離開。"
婚后的第二年,林深轉崗成了器官捐獻協調員。這份工作比他想象中更艱難——不僅要面對生死的殘酷,還要在極短的時間內說服家屬做出捐獻的決定,更要忍受來自各方的質疑和誤解。
"你是來挖器官的嗎?"
"我兒子還沒咽氣你就來說這個,你有沒有人性?"
"你們醫院是不是能從中賺錢?"
各種各樣的話像刀子一樣扎在林深身上。但每當他想要放棄的時候,就會想起蘇晴說過的話——這是讓生命延續的工作。
有一次,他成功協調了一個腦死亡患者的器官捐獻。那個患者的心臟、肝臟、腎臟和眼角膜分別救了五個人的命。在手術室外面,那五個接受移植的患者家屬拉著林深的手,哭著說謝謝。
林深第一次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回家后,他把這件事講給蘇晴聽。蘇晴摟著他說:"看吧,我就說這是一份偉大的工作。你知道嗎,你不僅僅是在協調器官捐獻,你是在協調愛的傳遞。"
那天晚上,林深抱著蘇晴,覺得人生圓滿至此。
但意外,永遠比明天來得更快。
昨天下午,林深正在醫院處理一個緊急的器官捐獻協調工作。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在車禍中腦死亡,他的父母悲痛欲絕,但最終還是同意了捐獻。林深花了整整三個小時安撫他們的情緒,完成了所有的文書工作,協調好接收醫院。
就在手術即將開始的時候,他接到了交警隊的電話。
"請問您是蘇晴的家屬嗎?"
"我是她丈夫。"
"蘇晴女士在環城路發生了車禍,現在正在搶救,請您盡快趕到醫院。"
林深的大腦一片空白。他丟下手里的工作,發瘋一樣沖出醫院。在出租車上,他給蘇晴打了十幾個電話,都是關機。他的手抖得連安全帶都系不好。
"師傅,能再快一點嗎?"
"已經是最快了。"
等他趕到醫院的時候,手術室的紅燈還亮著。主治醫生是他的老同學,看見他的時候,眼神里滿是同情和無力。
"林深,我們盡力了。顱骨骨折,大腦嚴重損傷,她......已經腦死亡了。"
腦死亡。
這三個字像三把刀,一刀一刀剜著林深的心。
他癱坐在手術室外的椅子上,不知道過了多久,主治醫生走過來,輕聲說:"林深,按照蘇晴生前的意愿,她簽署了器官捐獻志愿書。但最終決定權還是在家屬手里。你......"
林深用了整整五個小時,才說出"同意"這兩個字。
這五個小時里,他坐在蘇晴的病床前,看著她安靜地躺在那里。呼吸機有節奏地起伏著,監護儀上的數據顯示她的心臟還在跳動,但他知道,那個愛笑的蘇晴已經不在了。
"你說過,這是一種重生,"林深握著她的手,淚水無聲地流淌,"那你告訴我,我要怎么重生?"
沒有人回答他。
他想起蘇晴說過的話——如果我的眼角膜被移植給一個小女孩,她就能看見春天的花。如果我的心臟在一個母親的胸腔里跳動,她就能繼續陪伴她的孩子長大。
"好,"林深最終點了點頭,"按照她的意愿辦。"
器官捐獻的流程他太熟悉了。從醫學評估,到倫理審查,到手術摘取,到運輸協調,每一個環節他都參與過無數次。但這一次,躺在手術臺上的是他的妻子。
他坐在手術室外面,聽著里面傳來的各種儀器的聲音。他知道此刻正在發生什么——醫生們正在小心翼翼地摘取蘇晴的器官,她的心臟、肝臟、腎臟、眼角膜,都將被送往不同的醫院,去拯救不同的生命。
凌晨三點,手術結束了。
林深被允許最后看蘇晴一眼。她躺在那里,臉上蓋著白布,只露出安詳的側臉。林深跪在地上,把臉埋在她的手上,無聲地哭泣。
"對不起,對不起......"
他不知道自己在對不起什么。對不起沒能保護好她?對不起同意了器官捐獻?對不起沒能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太多的對不起,但一個都說不出口。
從太平間出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林深在醫院大廳的長椅上坐下,他想休息一會兒,就一會兒。但他太累了,累到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
就在他閉上眼睛的那一刻,一個孕婦站在了他面前。
周圍的人開始指責他,說他自私,說他沒有素質,說他不配做一個年輕人。林深聽著那些聲音,突然覺得很荒謬。
他剛剛送走了自己的妻子,看著她的器官被一一摘取,去拯救那些素不相識的人。而現在,這些人卻在指責他不肯讓一個座位。
如果他們知道真相呢?
如果他們知道他是一個器官捐獻協調員,他的工作就是說服家屬在最痛苦的時刻做出器官捐獻的決定呢?
如果他們知道,他的妻子就躺在這家醫院的太平間里,而她的器官此刻正在去往全國各地的路上,去挽救五個陌生人的生命呢?
但他什么都沒說。因為他知道,說了又有什么用呢?這個世界上,愿意理解的人本來就不多。大多數人只看見眼前的表象,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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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個電話打來。
直到他的工作證露出來。
直到所有人都看見"器官捐獻協調員"這幾個字。
那一刻,林深看見那個叫周姨的女人臉色煞白,看見那個孕婦王梅淚流滿面,看見周圍的人都低下了頭。
他們慚愧了。
但林深突然覺得,他們的慚愧來得太晚了。如果不是那個電話,如果不是那個工作證,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真相,永遠不會對自己的判斷產生懷疑。
這個世界最可悲的不是缺少善良,而是善良總是需要一個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