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博登式的涉華荒謬言論，該被糾正了！

去年，得克薩斯禁止州政府雇員(包括大學教授)與中國進行任何專業接觸，以“加強”自身，抵制中國影響。

我的同事、得克薩斯大學新任教務長威爾·英博登在《國家事務》雜志撰文為這項政策辯護。他寫道，美國政府估計，中國每年竊取價值高達6000億美元的美國技術，其中一些來自美國公司，但大部分來自美國大學。此外，中國人似乎比我們更好地利用了這些知識。比較一下他們和美國的經濟增長率，或者看看中國的城市、高速鐵路和先進產業。還有消除大規模貧困的成就，以及中國每年培養的350萬名工程師和科學家。這種竊取行為是一場零和博弈。中國人不僅獲得寶貴的知識，還設法阻止美國利用這些知識。

當然，英博登的言論很荒謬，但我并不懷疑美國政府曾在哪里說過這樣的話。近年來，針對中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此類說法已司空見慣。策略很簡單：讓大量且無處不在的牽強附會的斷言充斥信息空間，使任何異議都等同于不忠甚至是叛國。

然而，大學顯然不可能成為國家安全機構的秘密實驗室。我們本質上是開放的。只要我們創造出有用的知識或新技術，它們自然就會成為全世界的共同財產。這就是“發表”的意義所在。至于美國公司，它們去中國是為賺錢。許多公司都成功了。中國從中獲利這也是交易的一部分，這叫做資本主義。

我們并非第一次經歷這樣的事情。上世紀五十年代，“誰失去了中國？”成為全國性的口號，一些掌握中國一手知識的美國官員成為替罪羊。1961年，我父親擔任美國駐印度大使時曾致電國務院，力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收到這樣一段令人震驚的回復：“您的觀點有一定價值，以至于我們已經考慮并予以駁回。”

然而，在2003年的一次會議上，切斯特·庫珀(一位曾參與那個時代國家安全事務的資深人士)告訴我，當時的國務卿迪安·臘斯克私下也同意這一觀點，他說：“我可不是傻子?！比绻s翰·F·肯尼迪活下來并且連任，美國本會在1964年大選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1971年是理查德·尼克松打開這扇門，1977年是吉米·卡特跨過這扇門。1979年，我本人就在迎接鄧小平進入眾議院辦公大樓的一小群人當中。

現在，局勢再次發生變化。美國國家安全思想的權威機構蘭德公司發表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報告，呼吁與中國共存并承認中共的合法性。這真令人難以置信。報告作者引用其他中國問題專家的類似觀點，特別是前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現任外交關系協會成員拉什·多希的觀點，并且仔細糾正了美國的一些錯誤翻譯，這些錯誤翻譯使中國官方文件和聲明顯得比實際更具攻擊性。突然間，高層人士開始暗示一些我們這些中國觀察者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的事情：中國政府的主要關注點在于治理中國。

中國崛起和美國衰落的長期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興起。這并非像我們的總統、我的州長以及我們安全機構、智庫和媒體中的那些危言聳聽者聲稱的那樣，僅僅是美國被占便宜的故事。但我們身處此境。即使是我們最遲鈍的領導人也開始意識到，美國已不再完全掌控局面。

在得克薩斯州，如果我們這些幾十年來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人能夠重新獲得旅行并與中國開展專業交流的權利，那該多好。這樣一來，我們或許就能讓美國的地方領導人重新認識真實的世界。

本文由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10月31日發表，原題為《中美關系回暖將至》，作者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林登·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教授詹姆斯·加爾布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