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吹來暖暖的風：一位中共地下黨員的臺灣足跡

導讀

本文作者李杭，是中國人民大學教師李尚公之子，但他相當長一段時間，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曾是臺灣地下黨。李尚公于“文革”時期被逼迫交代是潛伏特務，蒙冤去世。2017年5月，李杭開啟臺島之旅，目的就是追尋父親當年的足跡。

01

從流亡中學生到國語教員

我爹（本文作者李杭是李尚公之子）是山東肥城人。其父赤貧，無以為生，跑到濟南黃河以北的齊河縣當維護黃河河堤的河工，養家糊口。就這窮樣，我爺爺還是不惜送自己的大女兒當童養媳，也非得送我爹，他唯一的兒子，上學念書。

當年我爹算是念書念得好的，一路憑著舉家鼎助和各種獎助學金，1936年竟然考上濟南一中——這是當年山東全省最好的中學。但突然時局驟變，日本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改變了歷史進程，也改變了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的命運。

當年濟南一中的校長孫東生在1937年8月新學期的開學典禮上說：“大家必須讀書，我們是教員，你們是學生。我們應當把你們培養成國家的人才，要弦歌不輟。讀書也是抗戰，也是愛國，也是救國。濟南要是不能待，我帶你們走，不做亡國奴。”胡維成老師（當過教務主任，代理過校長）第二個講話：“聽說日本鬼子占了天津，下令中國人都得彎著腰走路……我這副腰板就是彎不下去！”

國民政府決定組織山東中學西遷。我爹他們也在這個洪流中，隨濟南一中整校整班的一邊步行，一邊堅持上課，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從濟南出發，經濟寧、鄭州、南陽、安康、漢中、綿陽……歷經兩年，步行7000里——路上的艱辛就不用說了：我爹左耳廓的一部分，就是在此途中凍掉的——他們不但上完了全部初中課程，1939年還走到了四川綿陽。在那兒，他又上完了高中。

由于我爹和孫躍東在德陽主辦過《簡明新聞》，每天公布最新抗日戰況和各方面重要消息，影響很大。1942年，他考上了地處甘肅蘭州的西北師范學院中文系本科。

在西北師院，我爹遇到了我娘，她是比我爹晚入校的學妹，國語專修科（學制二年）的學生。1945年，抗日戰爭終于勝利了！全國上下，欣喜若狂。1946年暑假，西北師范學院所含各校開始復員，我爹媽也在那年同時畢業。

臺灣從1895年甲午戰爭后割讓給日本，已經50年，島上正規學校只用日文教學，沒有漢語教育。當時臺灣大中學校急需合格的漢語教師，國民政府的“國語推行會”，由名教授黎錦熙、魏建功領銜，招聘人員赴臺工作。我爹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招聘赴臺的。

我們知道我爹在臺灣當過國文教員，他是和我媽一塊兒去的；我們還見過他從1947年初到1948年初整整一學年在桃園農校的聘書。但是我們從不知道，他在臺灣曾是中共地下黨。

02

在基隆加入中共地下黨

2017年5月3日傍晚，我乘坐廈航881次航班抵達臺北松山機場。這次赴臺，我一開始是瞄著桃園農校去的。不過，我記得我爹曾經說過，他剛去臺灣時，在基隆還待過一段時間。于是，我決定得親自去基隆查訪一下。

我看過藍博洲（注：臺灣研究中共地下黨活動的著名學者）寫的《幌馬車之歌》。該書的主角鐘浩東當年是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基隆工委書記。當年臺灣中共地下黨機關報《光明報》，就是在基隆中學編輯印刷出版的；后被當局破獲，因此案被捕的有44人之多，槍斃了7人，都是知識分子！這是1949年中共臺灣地下黨被破獲的頭號大案。

基隆離臺北很近，就23公里。我很快就到了基隆中學。當我向基隆中學校秘書說明來意后，他并不接話，胸有成竹地打開一本裝潢精美的紀念冊：這是該校建校70周年紀念冊，其中1946年的花名冊最全，有28人之多。李尚公和鐘浩東兩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爹1947年1月底離開基隆中學去桃園農校，與中共地下黨員鐘浩東密切相關。

鐘浩東和我父親，是1946年8月同時到基隆中學分別擔任校長和國文教員的。鐘是臺灣抗日名宿丘念臺（1894—1967）和李友邦（1906—1952，中共地下黨員，后被國民黨槍斃）推薦的；李尚公是由國府“國語推行會”派遣的，他們都是上級主管部門認可的基隆中學教學骨干。

國民政府開始接管臺灣不久，做了件大好事，就是積極推行“國語（即普通話）教育運動”。國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戰期間，未雨綢繆，選定國立西北師范學院、江津白沙國立女子師范學院等三所高校的中文系，培養推廣國語應用的人才。抗戰勝利后，該部速派人員來臺指導國語推行工作。

李尚公在基隆中學教授國語，當然是獨當一面。當時，基隆中學大陸來的教師雖然不少，但是只有他最專業，國語發音標準。可是，基隆中學的國語教學工作剛剛走上正軌，李尚公卻只干了一學期，就轉到桃園農校去了，鐘浩東還給他開了介紹信。

這件事有點兒反常，除非有某種特殊原因。像我父親這樣由國府推薦來的國語教員，接聘一般都是干滿一學年才正常。他中途離開，校長還特地給他開介紹信，里邊一定另有“文章”。

李尚公在基隆中學，很快就和鐘浩東熟稔。一方面，固然李尚公確實是當時基隆中學推行國語急需的專門人才；另一方面，像李這樣赤貧出身的西北師大畢業生，也特別引起鐘的注意。所以，鐘李二人惺惺相惜，一拍即合。李尚公在基隆中學時期加入了中共地下黨。

1948年5月，由于臺灣白色恐怖非常厲害，中共臺灣省工委只能轉到香港開會。會議決定為了隱蔽精干，部分同志需分批撤離臺灣。

恰逢當時我媽北師大中文系大專班畢業后，已經為社會服務兩年，按規定可以回北京師大續讀中文系本科三四年級，又剛剛懷孕，這樣，他倆在1948年暑假后回到大陸。1949年春，李尚公進入人民大學前身華北大學學習。

03

父親身負使命離開基隆中學

在1947年初，中共臺灣地下黨的人數極少，全島不足百人。臺灣當年只有臺大一所大學，日據時期，臺灣本地人一般只讓學農醫兩科，所以，桃園農校是當時社會精英聚集的地方。

有關檔案揭示，鐘浩東為我父親離開基隆中學，開了一明一暗兩張證明：一張明的是拿出來給桃園農校看的從基隆中學離職的證明；另一張暗的是允許我父親在基隆中學請長假的證明。

鐘浩東為我父親去桃園農校工作“留了后手”：在那邊干得好能待就待下去；干得不好也不至于“失業”，隨時可以返回基隆中學繼續任教。

鐘浩東給我爹這么“優渥”的進退條件，絕非僅僅是給一個普通國文教員的。我爹還另有任務去桃園農校——為中共在桃園地區開辟一個新點。

1947年2月初，父親一到桃農，就趕上“二二八事變”（注：1947年2月27日，國民黨警員在臺北誤傷煙販，引發民變。2月28日，臺北市民罷市、游行請愿，遭國民黨當局的鎮壓，激起了民眾的憤怒，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急電南京求援，國民政府調駐守上海的21軍在基隆登陸，進駐臺北，對群眾進行大規模鎮壓，運動最終失敗）。在事變過后展開的“清查”中，雖然桃農“涉案”學生眾多，但是該校有關師長對此多有緩頰，鮮有學生被捕的報道。

桃園農校當時外省籍老師占一半以上，領導層都是大陸來的外省籍教師。此案后，不同省籍師生之間的關系還很正常，不能不說與外省籍有關師長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表現關系極大。

桃農現存的有關檔案已經不完整，不能完全恢復李尚公當年的活動軌跡，只知道他仍然是教學骨干，還承擔學校部分的組織工作。同時，他還經常請假外出，有時候沒有請假記錄，人也不在校內。李尚公那些天為了“組織上的事”，幾乎天天冒著危險乘“臺鐵”往返于桃園和基隆之間……

“文革”時期的1968年，我爹被逼迫交代是潛伏特務，蒙冤去世；我媽當著外人的面，沒掉一滴眼淚。而當1985年她唯一的孫女（本文作者李杭之女）出生時，她給孫女起名叫“暖暖”。

她沒對任何人說明為什么取這個名字。原來，在基隆，有一個地方叫暖暖。這個暖暖區，大概是我父母從大學，戀愛，工作，到結婚再到成家過日子的20年里，彼此感覺最溫暖的地方；也是他倆共同走入社會，經歷風雨如磐歲月的地方……

據《南方周末》 李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