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被晾了7天，中國致電東京，王毅未贈賀詞，反將日本一軍

高市政府苦等7天，中方為何這時候才給他打電話？又為何說王毅在電話中，將了日本一軍呢？

28號，王毅外長和日本新上任的外相茂木敏充通了一個電話，這是高市領導班子上臺后，中日外長級別的首次接觸，時機和意義都非常不一般。

前言

2025 年 10 月 20 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國會正式當選首相并組建新內閣，標志著日本政壇進入 “安倍路線延續期”。

按照國際外交慣例，多國通常會在新政府成立后 48 小時內發送賀電或啟動官方接觸，但直至 10 月 27 日，中國官方始終未就其就任發布祝賀聲明，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也僅以 “注意到相關情況” 回應提問，這種持續 7 天的外交沉默打破了中日建交以來的常規互動節奏。

中方的沉默期內，高士內閣的一系列動作引發外界對中日關系走向的擔憂。10 月 22 日，日本防衛省公布 2026 財年預算草案，計劃將國防開支提升至 GDP 的 2.1%，達 9.8 萬億日元，其中專門列支 1.2 萬億日元用于采購遠程巡航導彈和升級西南諸島軍事設施，明確提及 “應對中國在臺海、南海的活動”。

3 天后，高市早苗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公開表示 “對中俄朝近期軍事合作表示嚴重關切”，雖未直接點名批評中國，但其表態被解讀為延續對華強硬立場的信號。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正訪問日本，10 月 25 日高市與特朗普在首相官邸舉行會談，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強調 “加強美日同盟應對地區挑戰”，提及 “共同維護臺海和平穩定”，這類表述進一步加劇了中方對新內閣政策傾向的疑慮。

日本共同社分析指出，中方的外交延遲既是對高市過往涉華言論的回應，也是對其上臺后密集對華相關動作的觀望，7 天的時間窗口為中方后續表態預留了戰略空間。

王毅的立場劃定與信號傳遞

10 月 28 日，中國外長王毅與日本新任外相茂木敏充通電話，這場遲到的首次官方接觸成為中日關系的關鍵風向標。

與常規外交通話不同，王毅在開場白中并未提及對高市就任的祝賀，而是直接切入核心議題，明確表示 “中方注意到日本新內閣釋放的一些積極信號”，隨后通過外交部發言人澄清，這些信號特指高市內閣關于 “中國是重要鄰國、重視日中關系、無意脫鉤斷鏈” 的三句表態。

通話的核心交鋒集中在中方對中日關系基礎的重申上。王毅用 “邁好第一步、扣好第一粒紐扣” 的比喻強調，中日關系的 “第一粒紐扣” 是正視歷史與臺灣問題，必須維護好雙方政治基礎。

這一表述直指高市內閣的敏感動作 —— 其上任后未就歷史問題作出新的表態，且防衛預算中針對臺海的部署計劃已觸碰中方紅線。

王毅進一步指出，日方需在實際行動中體現 “重視關系” 的表態，而非僅停留在口頭上，暗含對其 “言行不一” 的警示。

這場通話的時機選擇頗具深意。通話進行時，特朗普仍在日本訪問，相關內容通過外交渠道迅速傳遞至美方。

中方此舉被解讀為雙重信號：既向高市內閣明確政策底線，也向美國表明中日關系不會被美日同盟完全裹挾。

日本 NHK 電視臺報道稱，茂木敏充在通話中多次強調 “希望加強對話、妥善處理分歧”，但未對中方提及的歷史與臺灣問題作出具體回應，反映出日方在對華立場上的猶豫與妥協。

中日博弈的多重邏輯

中方延遲接觸并在通話中強化立場，源于對高市早苗政治底色的深度考量。作為 “安倍門徒”，高市在過往言論中多次否認日本侵略歷史，2024 年還曾宣稱 “臺灣是日本的重要伙伴”，這些立場與中方核心利益存在根本沖突。

即便其內閣釋放 “重視關系” 的信號，中方仍需通過外交姿態施壓，推動新政府在敏感議題上保持克制。

從現實利益維度看，中日經濟依存度為雙方關系提供了緩沖空間。2024 年中日貿易額達 3580 億美元，中國連續 15 年保持日本最大貿易伙伴地位，日本則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

高市內閣提及 “無意脫鉤斷鏈”，實質是對日本經濟現實的承認 —— 日本經濟產業省數據顯示，日本電子、汽車產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分別達 42% 和 28%，完全脫鉤將導致超 20 萬億日元的企業損失。

王毅在通話中未否定經濟合作的重要性，但將其與政治基礎直接掛鉤，形成 “政治先行” 的對話框架。

美國因素的介入使中日互動更趨復雜。特朗普此次訪日的核心議題是推動日本加入 “印太經濟框架” 升級版，要求日本減少對華稀土、半導體材料出口。高市內閣雖未直接答應，但在國防預算、地區安全等問題上對美妥協明顯。

中方的通話表態恰好打破這種 “一邊倒” 傾向，通過強調 “中日關系應基于自身利益”，迫使日方在中美之間尋找平衡。

日本《讀賣新聞》評論稱，中方的策略已初見成效，茂木敏充在通話后立即與經濟產業省磋商，暫緩了部分對華出口限制計劃。

表態與行動的磨合考驗

通話結束后，中日雙方的外交互動進入 “觀察期”。10 月 29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回應 “高市是否可能與中方高層會晤” 時表示 “目前沒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延續了謹慎態度。

與此同時，日方動作呈現分化：外務省通過社交媒體發布通話摘要，突出 “積極交流” 的基調；而防衛省仍按計劃推進西南諸島軍事部署，顯示內閣內部對華政策的分歧。

國際社會對中日關系的走向高度關注。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 “希望中日通過對話維護地區穩定”，擔心兩國對立影響朝鮮半島局勢。

俄羅斯則在 10 月 30 日與中國舉行聯合海上軍演，間接回應美日同盟的軍事動作。這些外部因素進一步壓縮了高市內閣的政策空間，使其不得不重新評估對華強硬的風險成本。

結語

對于中方而言，后續將以 “行動檢驗” 作為判斷標準。若日方在歷史問題上作出明確表態、停止針對性軍事部署，雙方或逐步恢復高層交往。

反之，中日關系可能陷入 “冷和平” 狀態。王毅在通話中提及 “高層交往對中日關系至關重要”，實則為未來互動預留了窗口，但前提是日方 “扣好第一粒紐扣”。

這種以退為進的外交策略，既守住了核心利益，也為關系轉圜保留了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