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外長取消訪華，外媒：要求太多，沒人搭理

2025 年 10 月24日，德國外交部表示 “推遲外長瓦德富爾原定于10月26日的訪華行程” ，給出的理由是 “無法安排足夠多會議，難以確保出訪合理性”。路透社披露稱，德方提多項談判需求僅獲中方同意一項，甚至抱怨 “沒人想見德國外長”。

瓦德富爾的訪華計劃，從一開始就帶著 “分裂式” 的荒誕。一方面，他的隨行名單里特意納入德國汽車工業協會主席，目標明確 —— 解決中國芯片出口限制引發的歐洲車企危機。要知道，汽車工業貢獻德國 GDP 的 8%，是名副其實的經濟支柱。

自中國對安世半導體相關芯片實施出口限制后，大眾、寶馬等德國車企的歐洲工廠已出現零部件斷供，部分生產線被迫停產，行業焦慮蔓延至政界。此時赴華，德國的核心訴求本應是 “求合作、解難題”，而非擺出強硬姿態。

可另一方面，瓦德富爾在訪前接受路透社采訪時，卻將 “施壓” 作為關鍵詞：宣稱要 “敦促中國放寬稀土和半導體出口限制”，強調 “公平貿易是中德關系基石”；還試圖讓中國 “利用影響力推動俄羅斯停火”，更在臺灣問題上拋出荒謬言論 ——“德國保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變，但具體內容由德國自己決定，大陸不得以武力改變現狀”。

這種 “一邊求幫忙，一邊擺架子” 的邏輯，在德國政府內部也形成了鮮明反差：經濟部長哈貝克曾坦言 “德國企業離不開中國市場”，德國外交部卻威脅要啟用《反脅迫工具法案》這一 “選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的點評一語中的：“只提維護臺海現狀、不提反對臺獨，實質是縱容分裂勢力。” 當外交淪為 “既要利益、又要特權” 的單向索取，“無法達成合理性” 的結局早已注定。

德方敢于在外交上擺出強硬姿態，或許源于對自身 “經濟優勢” 的誤判。但現實數據卻清晰地揭示：在中德貿易關系中，德國的依存度遠高于其表面展現的 “自信”。

2024 年，中國重新奪回 “德國最大貿易伙伴” 地位，這一身份背后是實打實的產業綁定。以德國最大港口漢堡港為例，2024 年對華集裝箱吞吐量達 220 萬標準箱，占港口總吞吐量的近三成，是對美吞吐量的 3 倍之多；在新能源領域，德國 65% 的太陽能電池板進口來自中國，三一重能與西門子的氫能合作、中集安瑞科的 LNG 裝備出口，已形成 “德國技術 + 中國制造” 的共生生態。即便是引發德方不滿的稀土領域，中國 2025 年前三季度對歐稀土出口仍逆勢增長 —— 這說明中國的管制并非針對德國，而是德國自身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在外部政策變動下暴露了脆弱性。

更關鍵的是，德國與中美貿易的 “互補性差異” 不容忽視。美國對德出口以大豆、能源等初級產品為主，而中國對德出口的 723.3 億美元商品中，電工器材、機械設備等工業制成品占比超 80%，這些產品直接支撐德國制造業的運轉。這種 “不可替代的產業互補”，決定了德國在對華貿易中，實則處于 “更需要合作” 的一方。

當前德國經濟陷入衰退，GDP 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而德國政府妄圖用對華強硬態度來掩蓋經濟治理的乏力。盡管德國聯合法國、波蘭叫囂 “對華制裁”，但歐盟內部 43% 的分歧度讓 “統一對華政策” 淪為空談。中東歐國家如匈牙利、塞爾維亞，更看重與中國的基建合作。中國援建的匈塞鐵路已帶動當地就業率提升 12%，這些國家明確反對 “貿易對抗”。正如一位歐盟高級官員私下透露：“近期歐盟峰會甚至不會就中國問題展開正式辯論，德國的‘強硬’只是自導自演的獨角戲。”

面對德國的 “分裂式外交”，中國的回應始終清晰且堅定：合作可以談，但底線絕不讓。

對于德國而言，若想修復與中國的經貿紐帶，首先要放下 “居高臨下” 的姿態，正視自身對中國市場的依存現實，停止在主權問題上的越界言論；對于中德關系而言，未來的合作空間始終存在，但這種合作必須建立在 “對等、尊重、不干涉內政” 的原則之上。畢竟，外交不是單向的索取游戲，而是雙向的利益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