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首次領銜出品，朱翌冉導演的中國首部由我國航天員在太空拍攝的紀錄電影《窗外是藍星》自9月5日上映以來，取得了票房和口碑雙豐收，迄今票房已破3500萬元，引發廣泛熱議。日前，中央戲劇學院電影電視系教授、中國廣播電視協會紀錄片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高校影視學會紀錄片專業委員會理事、紀錄電影《人間世》導演陶濤，對朱翌冉進行了專訪。
《窗外是藍星》導演朱翌冉
01
以創新為動因的創作實踐
《中國電影報》：在學界看來，《窗外是藍星》作為中國首部太空實拍紀錄電影，不僅是影像事件，更是一次新質生產力介入紀錄片生產的實踐。您認為，這部作品最核心的創作驅動力在哪里？它是否可以與“高質量發展以創新為本”的邏輯相對應？
朱翌冉：創作的根源是創新，所有起點始終也是創新，無論是視角、技術還是制作模式與形態。例如，在宏大敘事中嘗試用女性個體視角去完成整體表達；以太空為真實的拍攝場景，讓航天員承擔攝影工作展開自反式拍攝，把宇宙納入紀錄電影創作的版圖等等，對紀錄片而言，創新不是炫技，是方法也是目標，是思考如何在新質生產力條件下，建立起事實性與文化性兼具的新的太空影像語法。
《中國電影報》：《窗外是藍星》由航天員親自擔任攝影師，這意味著導演無法直接掌控現場，在生產關系被重新塑造的情況下，您是否要為航天員提供拍攝指南？與航天員又是如何溝通與協作的？
朱翌冉：的確與地球上拍攝紀錄片不同，我無法在現場直接把控鏡頭語言，我當時能做的，就是在神舟十三號乘組出發前與他們短暫溝通，確立一個關于電影內容調性的基本共識。因為我也沒去過太空，也無法抵達現場，所以不可能提前寫出詳盡的腳本。最可行的方式，就是為他們準備一份可控性的執行任務清單。然后我會通過寫郵件的方式上傳到中國空間站，航天員看完郵件開始對著任務清單進行拍攝。其實最重要的郵件大概有三四封，提供不斷更新的具體任務列表，還有一些參考的畫面和視頻。
02
“中國式太空美學”的人文表達
《中國電影報》：您在籌備《窗外是藍星》時是否參考過西方太空紀錄片？在您看來，中國與西方在太空紀錄片的創作上有哪些區別？
朱翌冉：我確實研究過國際空間站的一些拍攝經驗。但中國空間站與國際空間站的影像氣質差異明顯。中國的影像更強調日常性、文化性與生活氣息，而不僅僅是科學實驗或精英化知識的傳播。比如我常說的“味道”，并不是飲食習慣，而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與文化氣質。這種“太空中的人本日常”，我愿意稱之為“中國式太空美學”。它讓太空敘事從冰冷的科技展示，轉向溫暖的人文言說。
《中國電影報》：影片的確花了大量篇幅呈現航天員的日常生活，以太空Vlog的記錄方式，將航天員的日常生活直接呈現為“生活世界”的原初景觀，讓觀眾與其共處一個具身化的感知場域，在內容形態實現了從“外部呈現”到“內在自述”的創新躍遷。您認為這部紀錄片與《流浪地球》這類科幻作品，是否共同在形成一種矩陣式“中國太空影像美學”的表達？
朱翌冉：過去人們往往關注飛船的推力有多大、速度有多快，而這部影片我更愿意把“中國式太空美學”視為一個逐漸成型的文化母題。比如《流浪地球》提出的是“極端環境下中國人如何應對”的哲學命題；而《窗外是藍星》更在意的是在一個充滿冒險的環境里，中國人究竟是如何過日子。正如劉慈欣所說，如今我們更關注的是人在太空中如何保持地球人的生活，保持中國人的方式。因此，影片確立的主題是“無論飛得多遠，中國人依然秉承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雖然與《流浪地球》的故事片創作方式不同，但兩者內在都強調了文化與家園的不可替代性。未來，如果有“中國式太空美學矩陣”，那一定是把集體主義、家庭情感與文化延續置于太空敘事的核心地位。
《中國電影報》：航天員王亞平與女兒“摘星星”的約定為影片注入強烈的情感力量，您為什么選擇這樣一條個人化、家庭化的情感線索貫穿始終？這條線索是在后期從素材中獨立提煉出來的，還是在前期創作中就已經設定？
朱翌冉：這條情感線不是后期才提煉出來的，而是在前期就已經設想好。我們從一開始就不想把《窗外是藍星》拍成一部純粹的科普紀錄片，而是希望影片能帶有溫度和情感。因此，三位航天員都確定要建立各自的情感表達線索。之所以突出王亞平，是因為女性身份和個人經歷使得她的情感故事顆粒更細膩，更適合被呈現與共情。所以根據她的真實生活記錄來形成主線結構，后期我們再圍繞這條主線穿插飛行的相關支線內容去整體貫穿。在宏大國家話語之外，我也希望觀眾能看到另一層維度，女性視角不僅為航天敘事注入溫情的力量，也在故事層面制造了某種視點反差，這使影片更具情感張力，為中國太空影像構建了一種更具人文情懷的立意表達。
《中國電影報》：在影像美學的層面，太空紀錄片總要面對“如何拍攝地球”這一母題。現在高清攝影機技術可以創造超越人類日常視野的“超視”視點，直至形成從“以物觀之”到“以道觀之”的“超觀”哲學表達，您在影片中安排的那個展示地球生態景觀的壯美的蒙太奇段落，創作時是如何考慮的？
朱翌冉：在太空拍攝紀錄片，俯瞰地球是航天影像最核心的母題之一，但我們并不滿足于常規的肉眼視角，在設計段落時，特別選用了在不同時段展現一些極具象征性的世界地標。我個人更喜歡地球夜空亮起的那一刻，用長焦鏡頭望下去，可以捕捉到人類文明的痕跡，金色的燈火像是一種來自地表的集體吶喊。那一刻，我感覺影像所傳遞的不僅是視覺奇觀，更是一種深遠、悠長、明亮的文明回聲。正如您所說，這可能就是從“超視”到“超觀”的影像實踐，通過技術與敘事的組合，把宏觀的人類星球景觀轉化為能觸動觀眾情感與思考的文明符號。
03
航天科技與電影工業的跨界合作
《中國電影報》：在影視生產的技術語境里，機位的布置往往不僅僅是一個拍攝手段，更涉及到“觀看結構”的建構。《窗外是藍星》中既有航天員出艙的第一視角，也有空間站內部的固定機位。您能否談談在極端環境下，如何在有限條件下構建這種“觀看結構”？特別是出艙行走這樣極具象征性的段落，是如何實現的？
朱翌冉：的確，在太空這種極端環境下，機位的設置本身就是一種創作選擇。因為艙外環境過于嚴苛，根本無法臨時布置專業攝影裝置，所以我們只能依靠航天員飛行服上的主觀鏡頭，結合他們的實時語音對話來營造“在場感”。艙內則配備了兩臺隨天舟貨運飛船運上去的國產8K攝影機，其中一臺作為主機，一臺作為備份，以確保拍攝萬無一失。至于空間站內部自帶的監控機位，因為畫質有限，最終并未進入影片。可以說，這種“觀看結構”的形成，并非導演在地面預先設計，而是被環境約束、被航天員的身體經驗共同塑造出來的。
《中國電影報》：學界常用“跨界協同”來描述不同行業學科的聯動創新。您如何理解《窗外是藍星》背后“航天科技+電影工業”的跨界合作？這種全新的生產模式對未來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是否具有某種啟發意義？
朱翌冉：我認為最大的意義就在于，它迫使我們把“非常態經驗”轉化為可控的創作資源。太空拍攝本質上是航天工程，但當它進入電影敘事時，就必須被編織進藝術的生產邏輯。這種跨界協同不僅拓展了紀錄電影的可能性，也啟發我們去想象：什么時候可以在太空中真正拍攝故事片？什么時候導演、攝影師甚至演員都能進入太空，把它作為一個新的創作場域？在此意義上，《窗外是藍星》是一個開端，它讓紀實類作品因其非虛構的真實美學而保持長青，同時也為未來虛構類作品在太空的拓展積累了實踐經驗。換句話說，它為中國電影工業提供了一個新的坐標——讓太空不僅是科學實驗的場所，也是電影生產的新前沿。
（中央戲劇學院電影電視系
2024級博士生甘世文整理）
文/陶 濤
編輯/王浩嘉
責編/杜思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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