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人工智能頂尖人才將何去何從？

導語：2025年7月，波士頓咨詢公司亨德森研究所（BHI）發表研究報告《未來人工智能頂尖人才將流向何方？》（Where Will Tomorrow's AI Geniuses Go?）。該報告深入剖析了全球人工智能領域日趨激烈的人才競爭格局。研究指出，盡管美國在資本與算力方面仍保持著巨大優勢，但其近期在移民政策與科研發展（R&D）公共資金方面的戰略調整，可能正悄然動搖其對全球最頂尖人工智能學術研究人才的吸引力。這一變化為歐盟、英國等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有望通過吸引這批關鍵的人工智能人才來縮小與美國的技術差距，并可能最終重塑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地理格局。啟元洞見編譯整理了其中的核心內容，以供讀者參考。

引論

全球人工智能影響力版圖的潛在轉移

長期以來，美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頂尖的科研環境和優越的職業發展機會，如同吸鐵石般吸引著全世界最杰出的人工智能人才。然而，隨著其他國家日益重視并積極部署戰略以吸引和留住本土的頂尖人才，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影響力版圖正面臨著潛在的深刻變革。

對于美國而言，即使其吸引海外人工智能人才的流入量僅出現標準范圍內的適度下降，也可能極大地助推其他國家構建技術創新中心的努力。這種人才流動的變化，對于那些期望在全球人工智能技術供應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中間力量（包括歐盟、英國、加拿大、日本及部分海灣國家）而言，將是尤為重要的發展契機。對于這些致力于通過研究突破來構筑核心競爭優勢的國家來說，抓住這一機遇正當其時。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礎模型的商業化和普及化程度不斷加深，技術創新將成為決定未來競爭格局的核心差異化因素。因此，吸引和留住那些能夠推動技術前沿的頂尖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其戰略重要性只會與日俱增。那些能夠敏銳捕捉并成功利用這一轉變的國家，將最有希望在未來的全球科技競賽中脫穎而出，贏得最終的勝利。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的競爭并非新生事物，但其激烈程度因美國近期政策的變動而顯著加劇。當前，許多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可能正高度關注關稅問題以及在美國擴張數據中心所帶來的成本上漲，但我們認為，從長遠來看，美國在移民政策和公共研發資金支持方面的調整，可能對全球人工智能領導權的競爭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

資本與算力

美國短期內難以撼動的優勢

盡管關稅政策存在不確定性，美國科技巨頭們在鞏固其算力優勢方面依然在堅定前行。2025年4月1日，美國商務部就進口半導體及其制造設備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展開調查，其結果將直接決定相關產品的關稅稅率，進而影響美國數據中心的擴張成本和算力供應。要知道，服務器成本在美國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的總擁有成本中占比超過一半。

然而，即便面臨這樣的不確定性，美國科技巨頭近期的行動表明，關稅問題似乎并未動搖其在全球算力領域的領先地位。截至2025年2月，微軟（Microsoft）、Alphabet、亞馬遜（Amazon）和Meta四家公司計劃在該年度投入超過3200億美元的資本性支出，較2024年增長了約30%。在2025年第一季度的財報電話會議中，這些巨頭絲毫沒有表現出縮減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投資的跡象。事實上，Meta甚至將其2025年的資本支出預期從600億至650億美元上調至640億至720億美元，這一調整隱含地消化了關稅可能帶來的6%至10%的建設成本增幅。

這種現象部分源于美國科技巨頭強大的資本實力，使其能夠從容吸收因關稅上漲而增加的數據中心擴張成本，并將其視為維持人工智能霸權地位這一生存攸關的必要投入。此外，隨著美國對前任政府《人工智能擴散框架》的廢除，美國超大規模數據中心服務商在其他國家進行數據中心擴張時幾乎不受限制。同時，臺積電（TSMC）在美國擴大生產布局，也將減少美國數據中心對海外制造的尖端半導體和服務器的依賴，從而降低關稅風險。

更重要的是，與全球其他國家的公司相比，美國的超大規模數據中心服務商以及像OpenAI、Anthropic和xAI這樣的頂尖生成式人工智能開發者，在資本和算力方面一開始就擁有巨大的領先優勢。例如，美國已安裝的算力容量高達40吉瓦，而整個歐盟僅為8吉瓦。在資金方面，美國的超大規模數據中心服務商合計持有1450億美元的現金儲備。僅在過去一年內，美國領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就籌集了超過590億美元的資金，這一數額是美國以外三家最大的同類開發者融資總額的23倍。

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將在資本和算力這兩大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競賽的關鍵優勢領域，繼續保持其領導地位。

人才流動的復雜圖景

普通人工智能工作者與頂尖人工智能
研究者的分野

當我們審視近期美國政策變化對人工智能發展的另一關鍵要素“人才”的潛在影響時，情況則變得更為復雜。在這里，須做一個重要區分：一方是擁有開發和實施人工智能解決方案技術能力的廣大人工智能工作者，另一方則是通常擁有計算機科學及相關領域高等學位、共同推動技術前沿的頂尖研究人員。

新的美國移民政策或許會導致赴美的外國人才數量減少，但在短期內，這些變化不太可能實質性削弱美國在吸引和留住廣大人工智能工作者方面的能力。然而，同樣的政策變化，若與公共研發支出的削減相結合，則可能對下一代的人工智能天才——即那個規模雖小但重要性極高、數十年來一直涌向美國學術機構的頂尖人工智能研究者群體——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

在過去三年中，美國人工智能勞動者凈流入量為32,000人，約占其488,000人總人才庫的7%。這些海外工作者對于領先的美國科技公司尤為重要，在這些公司中，他們占據了近40%的美國本土人工智能相關職位。雖然有報道指出，流入美國的科技人才下降趨勢似乎表明美國正面臨嚴峻風險，但數據顯示，這一趨勢實際上早于近期的政策變化兩年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美國科技行業招聘率的普遍下降，以及同期全球人才流動性的整體降低。

為更清晰地了解今年以來的情況，本研究對40位科技公司和人才機構的資深招聘人員進行了調查。他們表示，美國的政策變化確實已成為與潛在候選人討論的話題，其中最主要的擔憂涉及更嚴格的移民規定和流程。

然而，當真正進入決策階段時，移民政策的變化并未對美國科技崗位的吸引力產生實質性影響。絕大多數招聘人員觀察到，美國公司的吸引力沒有變化，甚至有所提升。過去三個月，外國人才對美國人工智能相關職位的申請意愿凈下降僅為1%，留任意愿的凈下降也僅為3%，影響可謂微乎其微。

盡管政策環境在變，美國對合格的外國工作者來說，依然是一個極具競爭力的目的地。核心驅動力在于薪酬。根據2024年的H-1B簽證申請文件，美國頂尖生成式人工智能實驗室（如OpenAI、Anthropic、xAI）為技術崗位提供的薪水，平均是其海外同行（如加拿大Cohere、以色列AI21 Labs、法國Mistral AI等）同類職位的兩倍。數據顯示，美國頂級人工智能實驗室相關職位的平均年薪約為26.7萬美元，而其非美國同行的平均水平僅為13.4萬美元。這一評估甚至還可能低估了總薪酬的差距，因為后者通常還包括股票期權和獎金。

在吸引非美國人工智能人才尋求遷往美國的首要因素中，高達53%的受訪招聘人員選擇了“薪水和其他形式的經濟補償”，遠高于“職業發展機會”（30%）、“移民/簽證機會”（10%）和“生活質量/文化”（8%）。為了應對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60%的受訪招聘人員預計，美國科技公司將在未來一年內進一步提高薪酬待遇，以吸引最優秀的人才。

美國的軟肋

對頂尖學術研究人才的深度依賴與潛在危機

當我們把目光從廣大人工智能從業者轉向規模小得多、但對推動人工智能前沿至關重要的頂尖學術研究者群體時，情況截然不同。在這一領域，美國對海外人才流入的依賴程度遠超私營企業。數據顯示，2023年，外國公民在美國計算機科學和數學領域的博士學位獲得者中占比高達55%。這些高度專業化的學生在獲得學位后傾向于留在美國，從而持續為美國創新生態注入活力。因此，毫不意外的是，在全球被引用次數最多的100位美國人工智能研究者中，有67%是外國公民。這揭示了一個深刻的事實：美國的頂尖人工智能學術圈是由全球英才共同構建的。

這個規模相對較小的學術研究者群體，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長期競賽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盡管美國科技公司自身已成為強大的研究力量，但學術界在整個創新生態系統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學術機構，由于其本質上不受短期財務回報的束縛，是孕育探索性研究的最佳場所——正是這類研究，常常能產出基礎性的知識產權（IP）突破，甚至偶爾會迸發出引領整個領域前進的天才火花。

學術界與產業界的這種共生關系，體現在它們各自在研發管線不同階段的投入份額上。在美國，學術界是基礎研究的最大貢獻者（占45%），而企業則在應用研究（占63%）和實驗性開發（占92%）中扮演主導角色。簡而言之，學術界負責探索那些最終將被企業采納和商業化的前沿思想。從谷歌2017年發布的、作為當今大語言模型基石的Transformer架構，到其背后多倫多大學在之前二十年間對深度神經網絡的“非主流”研究，人工智能的發展史清晰地印證了這一點。

學術研究機構能為一個國家的創新生態系統帶來顯著優勢。它們既是人才發展中心，吸引和培養構建先進科技公司所需的人才，其本身也是商業創意的孵化器。實證研究表明，學術知識的溢出效應具有強烈的地域性特征：大學周邊地區能產出更多、更高質量的企業專利。

更關鍵的是，研究人員的生活和工作地點具有決定性意義。由于他們中許多人是移民，他們的地理分布對移民政策、研究經費獲取以及經濟補償高度敏感。在移民政策方面，對新的F-1和J-1簽證的暫停，以及限制畢業后“選擇性實踐訓練”（OPT）項目的計劃，將使美國學術機構吸引外國學生的難度加大。

而更為致命的打擊可能來自公共研發資金的削減。如果實施，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26年預算案將削減國家科學基金會（NSF）56%的預算和國家衛生研究院（NIH）40%的預算，將沖擊所有研究領域，計算機科學也不例外。事實上，美國政府的直接資助在近代一些最杰出的人工智能研究者的職業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Tomaso Poggio、李飛飛（Fei-Fei Li）和楊立昆（Yann LeCun）在其職業生涯中，分別獲得了5600萬美元、3000萬美元和300萬美元的政府研究資助。

中間力量的機遇之窗

彌合差距，重塑格局

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美國與歐盟、英國、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中間力量在學術研發資金上的差距，實際上是可以被彌合的。人工智能和計算機科學的學術研究預算通常是以千萬美元計，而非企業研發預算的數十億美元級別。事實上，擬議中對NSF資金的削減，將有效地使美國政府對頂尖人工智能研究型大學的公共資金支持水平，與其他西方國家的主要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持平。

此外，盡管美國學術機構為研究人員提供的薪酬通常高于非美國機構，但這種優勢與私營企業的人工智能職位相比要溫和得多。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頂尖人工智能研究型大學在博士后職位的薪酬上幾乎沒有差距，而在副教授級別，差距也相對較小。

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中間力量國家已經開始采取行動，積極吸引在美研究人員和學生：

• 2025年5月，歐盟撥款約5.85億美元，計劃在未來兩年內用于吸引外國研究人員。該計劃包括設立為期七年的長期“超級經費”以支持頂尖科學家的研究。此外，歐盟還在持續努力，目標是到2030年將研發支出提高到GDP的3%。

• 法國已經啟動了其“選擇法國搞科研”平臺，并計劃投入超過1億美元用于吸引在美研究人員。

• 據報道，英國將推出一項近7000萬美元的計劃來吸引研究人員。

• 澳大利亞科學院宣布設立“全球人才吸引計劃”，旨在提供具有競爭力的搬遷方案，以吸引頂尖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到澳大利亞。

• 日本大阪大學已開始為有意從美國院校轉入的學生和研究人員提供學費減免、研究經費和差旅幫助。

結論

人工智能人才流動的長期效應與戰略啟示

綜上所述，關稅問題不太可能從根本上顛覆全球人工智能競爭的動態。對于大多數人工智能工作者而言，美國憑借其高薪酬和廣闊的職業前景，仍將是首選的目的地。然而，規模雖小但流動性極強、對技術創新至關重要的頂尖學術人工智能研究者群體，則是另一回事。他們的未來職業前景直接受到近期美國政策變化的影響，而他們的選擇將重塑全球人工智能創新的地理版圖。

貿易政策因其對企業損益表的直接影響而備受關注。但是，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同樣需要密切監控那些影響其賴以生存的人才輸送渠道穩定性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最終對其運營所在經濟體的創新生態系統實力的影響。

美國正在發生的政策轉變所帶來的影響，將首先在科技行業顯現。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公司將人工智能整合到其核心業務中，所有行業都將受到跨地域技術進步速度變化的影響。而這些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當今最頂尖的人工智能頭腦——即未來的人工智能頂尖人才們——最終選擇在哪里扎根。這不僅是一場關于資本和算力的競賽，更是一場關于未來創新源泉的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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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丨啟元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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